影响自古以来的实用主义科学观

在诸多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影响因素中，科学观的作用是最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实用性突出的科学观，这一传统虽然自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开始逐渐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但毕竟是在自身特殊的历史、地理及其他文化环境的因素作用下滋生并发展的，因而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色。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朴素的实用主义科学观。古代的中国比较封闭，难以接触到西亚和欧洲文化，那么典型皇帝统治的官僚社会文化数千年延绵不断，甚至渗透到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即使科举考试也不过是统治者用来吸引知识精英进入政治权力集团的途径，考试的科目仅限于儒家经典，官僚意识形态限制了在官方之外进行科技研究的自由空间，学者们钻研更多的是儒家经典，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的是一种实用哲学，它不关注自然规律等社会人际之外的事物，对中国实用主义科学观的形成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进一步对中国科学传播的技能性取向产生了更加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认为，科技活动以人为目的，科技是服务于人的手段，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应该遵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以造福于人类为最高宗旨，强调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经世致用”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明显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用的精神气质和讲求功利的思想特点。这些思想在华夏两千年的文明中几乎涉及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农学等各个领域，几乎根植于科学家以及能工巧匠的心灵之中，成为他们科技活动的导航灯。因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表现的是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风格，在实用技术发明和技巧运用方面有着辉煌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具有了很强的实用性特征，天文学、农学、地学、医学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古代数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古代天文学观测的目的是为农牧以及祭祀服务的。学者乐爱国曾经评价说：“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1]显然，在中国古代，在传统朴素的工具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科学缺乏系统的逻辑思维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形成的主要是封闭式的为官僚意识形态服务的实用主义科学观，西方关于科学或者自然哲学的概念在传统中国是陌生的，科学家不注重理性思维，哲学家们也不甚关心自然规律等问题，科学研究的成果多为经验之谈，理论贫乏的科技活动表现出了强实用性和技能性。科技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实际的应用，关注的是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的是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操作的实际效益，对于事物的微观结构和原理却归纳、分析不足[2]。

随着社会进步和世界文化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科学思想及技能性传播传统也会受到各种冲击，然而冲击是极其有限的，似乎始终都没有改变实用主义的主流方向。西方早期的科学观，包括17世纪科学体制化之前的学院科学观，对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的影响甚微，大约至16、17世纪中国人与西方的接触才开始频繁起来。然而，即使科学体制化以后的学院科学思想也是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才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开始重视知识性科学以及科学思想等，可是对其关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也没有离开救国救民等的有用性目标。实际上，在西学东渐期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很多人只关注科学对中国社会的价值，把科学当作应用的工具，急切地学习、模仿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和实用知识，而并不关注科学本身的精神实质等。所以，这一时期的科技引进从整体上看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自然对国内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盛行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那么西方的学院科学观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对科学的实用主义态度，所以这种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传播理念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当代。(www.xing528.com)

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后学院科学观兴起，科技的功利主义再度兴盛，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科学与工业、知识与技能走向了一体化，原本“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性科学活动掺杂了世俗利益，转向工业、企业等，主要是为人类生产生活需要服务的技能性为主体的科学活动。对于中国，发展到21世纪，在后学院科学观及中国传统实用主义观念的共同作用下滋生了中国特色的“生活科学观”（living science）。“生活科学观”从中国公众的兴趣与需求出发，认为生活科学是基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是来自学院科学或者后学院科学已成体系的识见（sense），更可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感性直观的有用的但是还未进入到体系层次的常识（commonsense）[3]。这种科学观具有五个典型特性，即与生活基本需求（basic living demand）的密切联系、对实用性和工具性（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优先位置的关注、对感性和直观（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作用的突出强调、与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的紧密结合、与文化传统底蕴（cultural tradition）的内在关联。与以往的科学观相比，“生活科学观”的目标更加系统化、综合化，对普通公众具有更强的关照，突出了可行性和现代理念，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关注已成体系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同时也要关注公众自己积累的经验知识，但应以满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为最终目标。所以在实质上“生活科学观”仍然蕴涵了很强的实用性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学传播自然比较关注提高生产率和生活质量的技能。

总之，中国的科学观在其演变过程中始终保留了自身的传统特色，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具体历史形态出现，终究没有脱离功利主义思想的框架，其核心思想都是基本一致的，均可以被归结为实用主义的科学观。在这一思想的长期深远的影响下，科学传播的技能性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