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像哈德良(Hadrian)建了哈德良堡(后来的阿德里安堡,今天的埃迪尔内),图拉真(Trajan)建了图拉真诺波利斯(Traianopolis)和奥古斯塔·图拉真纳(Augusta Traiana)那样——这两座城市分别在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和东南部。当然,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多个亚历山大城也是其榜样。君士坦丁的城市也在帝国两个最危险的阵线之间,一边是莱茵一多瑙河边界,另一边是萨珊王朝。它不应与罗马形成竞争,而是在罗马、特里尔和安条克之外形成另外一个政府所在地。这对4世纪早期的挑战来说是恰当的。君士坦丁选择了博斯普鲁斯。因此小小的拜占庭从324年起成为皇帝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337年去世时,城市还有很多工地在建造当中。不管怎样,赛马跑道、对应罗马大斗兽场的竞技场已经建成。但是第一座圣索菲亚教堂(Hagia Sophia)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二世下令兴建的——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圆顶建筑是这座教堂的第三个版本,是之前的教堂在公元532年被毁后建造的。与君士坦丁陵墓相连的圣使徒教堂也是在君士坦丁二世时期建造的。君士坦丁堡直到公元400年前后才成为真正的首都:有了多个宏伟壮观的广场和城墙,它一方面为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大量空间,另一方面也令城市变得真正坚不可摧。这时才有了在罗马之外再立一个首都的决定,这样帝国就有了两部分,很快又成了两个帝国,它们相互支持,但必要时也可以独立行动。
为了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四帝共治上。戴克里先身边的人全部都是来自巴尔干西北的伊利里亚人。罗马精神的影响是如此之深入,以至于在屋大维时期还被认为是“蛮族”的人此时已经可以自认为是罗马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维护者以及够格的帝国革新者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也有很多“罗马人”,而且在正式边境的两边都有。此时在北部边境,文明的差异已经非常小。农民在边境两边定居并互相学习。蛮族在罗马军队服役。人和军队会变换立场,受邀到帝国边境以内定居,以保护帝国不受蛮族的攻击,尽管他们自己原本就是这些蛮族的一员。罗马人给这些人群起了名字: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但是,他们是自认为“哥特人”还是说他们一度把自己归入一个(成功的)群体并也变换了群体归属,这并不确定。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哥特人或汪达尔人组成了大大小小的部队,他们的领导人不断变化并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到君士坦丁时期后很久,帝国已经能够要么将他们融合,要么将他们抵御在外了。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从4世纪的后四分之一开始,这些群体开始承受压力。原因是我们在《希杰拜》一章将会看到的匈人,一个骑兵联盟。他们很可能来自中亚,此时转向了东欧发展。哥特人、阿兰人、汪达尔人和其他族群对他们避之不及,不光是士兵,他们的所有家人和社区也都是如此。在争夺庇护权和定居地点的斗争中,他们越过莱茵多瑙河边界,打击罗马士兵,抢掠城市。这是“民族迁徙”。匈人在4世纪末时抵达帝国边境。他们通常不会定居下来,而是要求贡品,以便通过分配财富来确保骑兵联盟的凝聚力。面对这一挑战,罗马皇帝绝望地为了帝国的存续而斗争。面对敌人难以预料、迅速多变的布阵,他们打造起联盟再背叛联盟,占领阵地后又失守。在整个帝国北部地区开始了一段军阀混战期。他们当中自认为是罗马人或者是站在罗马一边的那些人并不总是比他们的敌人更能令人信任。所有各方还都对帝国寄予希望,不管是打算守护它还是榨取它,不管怎样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但是帝国究竟是什么却越来越不清楚了。至少,北部不再是一个安全和生活方式开化的地方。
在这一背景下,将防御的重担分摊并在事实上将帝国分割是明智的。帝国东西两部分都立刻感受到了压力。但是东部在压力下挺了过来,而这也是君士坦丁地点选择巧妙的结果。拜占庭——也就是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是无法攻克的。它有2/3被水环绕,剩下的1/3有日臻完善的城墙、沟堑和塔楼的保护。只要有一支罗马船队在,就可以从水上为城市提供供给。在罗马被多次洗劫一空的同时,君士坦丁堡却毫发无损。到7世纪时,罗马的人口减至其鼎盛时期的1/10,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则增多了。到君士坦丁去世时,那里有近10万人生活;公元541年第一次大型瘟疫开始之前,人口接近40万;12世纪时估计有50万。与这个时期印度或中国的城市相比,这不是特别多,但是对地中海地区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www.xing528.com)
公元476年,奥多亚克(Odoaker)——西罗马帝国的军队首领、已故匈人王阿提拉(Attila)一名重要亲信的儿子——派了一个元老院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他们递交了皇帝的王袍,包括王冠和皇帝的披风。奥多亚克让代表团转达说,西罗马不再需要皇帝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当时还是个孩子,奥多亚克在坎帕尼亚给他一块领地,让他在那里度日,后者可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但奥多亚克下令处死了小奥古斯都路斯的一位叔叔。与这位孩子皇帝不同,他拥有军队,因此可能会构成威胁。西部帝制变成了闹剧。奥多亚克自命为意大利国王——这是西罗马帝国还剩余的部分。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莱茵河左岸的西欧和不列颠掌握在从“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统治者手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力量对比还会多次发生变化。只有基督教的组织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稳定。民众饱受其苦。虽然说的仍是有所变化的拉丁语,但是掌握读写技能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还在写拉丁语的人使用的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拉丁语。虽然罗马生活方式继续存在,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还被视为权威,但是城市人口迅速减少,农业收入减少。这不是个适合易损的精致物品的年代。
帝国东部的情况略好一点儿。不管是多瑙河边境的重大问题还是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它都安然度过。当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推翻后发配乡间时,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公元491—518年)重新稳定了帝国东部。波斯人的攻击再度对稳定了几十年的东部边境构成了挑战,但也被他击退。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理所当然地自称为罗马人,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坚守了元首统治和共和国的传统。此时它的首都是世界的中心——新的罗马。皇帝定居在这里,而且是长期的。这是个富足的象征,因为人们也要负担得起可以满足各种排场和奢华要求的皇宫。在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及其后来的国家,国王在9世纪、10世纪时还带着在东罗马帝国看来十分可怜的随行人员从一个行宫到另一个行宫,因为没有人能长时间地养活他们。这也是个稳定的标志。与西罗马的军人皇帝不同,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需要亲自作战。没有将领能够罢黜得到人民和君士坦丁堡精英支持的皇帝。不然的话他最初也根本不会以此作为首都。
在6世纪的皇帝当中,查士丁尼(Justinian)一世(公元527—565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执政时间最长,胜利最震撼人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最多。查士丁尼一世改革了管理部门和税收制度。此外他组织编纂了罗马法律并令其系统化。他的《查士丁尼法典》直到欧洲现代时期都被视作罗马法的代表作。然而他的政府起初是相当糟糕的:在对波斯人的军事行动失败后首都爆发了人民起义,结果3万人死于血泊之中。圣索菲亚教堂、其他一些教堂、部分皇宫和重要街道路段被烧毁。通过在非洲取得对汪达尔人的引人注目的军事成功以及后来在意大利的艰难成功,查士丁尼重建起他的声誉。在他统治的后期,(东)罗马帝国看起来就像是真地重生了——从阿尔卑斯山到埃及、从直布罗陀到博斯普鲁斯。查士丁尼一世下令重建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区。新版的宏伟的圣索菲亚教堂直到今天仍令人想起这位统治者。但是首都的华丽和帝国的扩张并不能掩盖重新夺取的领土特别是意大利因为长达几十年的战争而被榨干耗尽的事实。到它们能为帝国带来收益要需要一段时间。541/542年灾难性的瘟疫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给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蒙上了阴影。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查士丁尼一世寄希望于加强信仰,力求令其一目了然。他没有利用罗马的共和国传统。总的来说,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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