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模式下的德国小城镇：小而精致

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

——德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

如果你乘坐飞机从列支敦士顿起飞一路往北，途经奥地利、瑞士和德国，一直到达荷兰鹿特丹，你会发现莱茵河始终蜿蜒穿梭在你脚下，从飞机窗口往下俯瞰，莱茵河两岸风景迷人，广袤的农田、葡萄园和古堡，还有星罗棋布的村庄与历史悠久的中小城镇。

这条古老的河流串联起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几个发达经济体，见证了欧洲大陆悠久的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因此后人以它来命名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广泛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型，名曰“莱茵模式”。

两 种 模 式

法国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一类是以德国、日本以及北欧国家等为代表的“莱茵模式”。^[1]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自由市场为导向，强调个人主义，突出自由竞争，呼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化，该模式下的企业更注重短期目标，金融资本在产业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美英从主导战后3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中走出，高扬新自由主义旗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从欧美逐步向全球扩张。从北美到欧洲，政府在经济上更为广泛地削减赋税、放松监管，鼓励私有化、资本流动和自由竞争。美英自此逐步进入“金融资本阶段”，放任无度的经济哲学让资本与人性的贪婪巧饰成了正义与公理，就像电影《华尔街》里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华尔街大鳄戈登所说的那段经典台词：“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是有用的，贪婪可以理清一切，贪婪是不断进化和进步的精华所在，贪婪就是一切形式所在。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对于知识，我们一定要贪婪，贪婪就是人们的动力。”^[2]无尽的贪婪最终让30年之后的美国遭遇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打破了战后以来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加剧了社会失衡，撕裂了美国社会，诱发了世界级的经济危机，美国这个世界老大自此走上了下坡路。

“莱茵模式”指代莱茵河畔的德国、法国、北欧以及更为广泛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中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为典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其著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中提出社会市场经济的内涵：“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在主张有序竞争的前提下，更为强调社会公平性与福利制度，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企业决策的能力，公司也更为关注企业、员工和社会的综合平衡。

在微观层面，“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企业被认为是股东的企业，是资本逐利的工具，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忽视，按照新古典主义的原则，企业的目标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盈利边际。相反，职工和消费者的利益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的利益要有国家和法律来保护。“莱茵模式”则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股东而存在，也为了职工、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而生存。企业的发展决策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作保障，股东、职工、消费者与社会的利益达到平衡。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企业与职工关系更为松散、灵活，员工的跳槽是家常便饭，相反“莱茵模式”下的企业则显得更为保守，企业施行“年工制”，员工的薪水与工作年龄直接相关，员工跳槽的成本大大增加，企业为员工提供培训及长远的职业规划，员工的忠诚度提高，在一家公司工作到退休的状况成为常态。“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赋予企业发展更多的自由权，企业更容易壮大，崇尚庞大、强大的企业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反“莱茵模式”则更青睐中小企业，较高的赋税以及在解雇员工层面的掣肘，让“莱茵模式”下的企业很难壮大，但反过来这使得“大鱼吃小鱼”的状况变得较少，这也保障了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生存安全。

两种模式下的城镇化特征

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城镇化模式。

在资本主导的城市扩张层面，追求庞大规模和高效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驱动了人口、资本及各类资源要素过度地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社会隔离、贫民窟、市民精神压抑等各种城市病及社会精神病态。前有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后有美国的芝加哥、洛杉矶。紧接着，美国的大城市又进一步出现了郊区蔓延、内城衰败的问题，而后，这样的大城市病又变本加厉地迅速扩展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孟买等。因为没有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贫民窟成了这些城市羞于见人的名片。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似乎延续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城镇化道路，“摊大饼”式地发展让城市问题集中爆发，雾霾、拥堵、高房价等城市病早已司空见惯。经济上快速崛起，但又不得不承受着钢筋水泥森林的压抑的新中产阶级，一到周末就一窝蜂地拥向周边的乡村，把周中的城市拥堵又延续到了周末的郊外。

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以中小企业为支持对象，走出了一条以中小城市为主力的城镇化路径，城乡统筹、亦城亦乡、城乡融合的田园环境成为莱茵模式的最大特征。德国奉行“小即是美”的城市发展原则，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其产业政策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德国70%的人口居住在不足10万人的小型城镇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这些小型城镇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与大城市相比毫不逊色。通过快速铁路公路网及通信工具，德国把这些遗落田园的珍珠与大城市快速串联，保障了中小城镇发展所需的各类要素的供给。

相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城市居民普遍出现的乡愁与乡恋，“莱茵模式”下的城镇居民天然就与大自然、乡村融为一体，乡愁情绪要少得多。

德国的城镇化

德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对德国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舒马赫认为传统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没有起到应有的改善人类生存品质的作用，反而导致了经济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人类丧失尊严，逐步成为利润和机器的附庸。

《小的是美好的》是一本反思现代化的著作，它促使德国人重新思考产业与城乡发展方式，舒马赫认为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三农问题，世界贫困问题的根源也是农民的问题。他提出应该在农村和小城镇创立几百万个新的工作场所，建立“农业-工业”的结构。^[3]《小的是美好的》开出的药方与德国的产业化与城镇化路径不谋而合，德国的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这给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制定了宽松的地方政策，允许各地根据本地特色制定文化和城市战略，还出台《联邦建设法》确保所有地区均衡发展。德国人还吸取了当年纳粹大肆扩建柏林使之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教训，有意识规避超级城市的出现。两德统一后，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划主要还是原则性制约，各市政府享有较大自主权，这让许多城市能保持原有的风格与特色，没有形成千城一面的格局。德国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不过4座，产业政策的重点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都市区的传统农业型村庄逐步转变成为二、三产业的工商型城镇，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协同与融合。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通过快速铁路公路网与大中城市联通，围绕大中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11个大都市圈，通过合理的功能分工，构成了强有力的不输于其他国家特大城市的竞争主体。因为这些小城镇对外交通便捷，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高，文化底蕴深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生态环境好，又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德国的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些小城镇落户。

城市的本质是各类资源的集聚体，城市越大也就意味着资源的集聚能力越强，产生的规模经济越大，自发成长、不加引导的大城市极易失控长成一只不可控制的怪兽，最终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疾病似困扰——难以忍受的交通拥堵，汽车尾气与工业排污混合形成的雾霾，昂贵的不可求的住房，愈发冷漠的社会及邻里关系，稀缺的绿色空间，以及萦绕在每一个市民心头的压抑阴影。

城市是汹涌乱动的资本再生产的空间。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城市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大卫·哈维在列斐伏尔的发现基础之上，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大卫·哈维认为城市通过空间扩张，凭借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已无利可逐的过剩资本沉淀，拉长资本回报周期，进而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相比“莱茵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不加节制的资本逐利冲动，更容易造就巨型的令人生畏的城市空间。

日耳曼人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城镇化之路，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热衷将农民往大城市搬迁所不同的是，德国的新市民们仿佛更喜欢中小城市。德国拥有8 200万人口，相比于同等规模的国家，德国的城市人口分布要分散得多。德国只有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的人口超过了100万，而100万人口的城市，放眼中国只能徘徊在三、四线城市之间。德国一大半的城市都是数量不足10万人的小城镇，更有高达70%的人口居住在这些看来不起眼的小城镇中。

德国为什么能形成一套完全分散化的城市布局呢？这恐怕还要从德国的国家历史脉络中寻找答案。如果站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国的时间关口上回溯历史，早先的德国其实是一个由300多个、一度是1 000多个贵族领地、教会领地还有可追溯至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帝国自由城市所组成的联合邦国。这些主体多样、历史文化多元的分子国家，操持共同的语言，秉持共同的利益，逐渐联合起来，最终才形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时至今日，德国依然保持着相对松散的行政管理架构。德国的行政管理层次主要分为三级，联邦—州—地方政府(包括市、县、乡镇)，大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由州和地方政府完成，各州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和管辖权，而地方政府则自负其责地大包大揽一切事物，包括属地自主权、行政管理自主权、组织自主权、人事自主权、财政自主权、规划自主权和章程自主权等。联邦政府、州政府对地方政府仅仅只能实施代表合法性的法律监督。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脱离于历史与文化而独自构建，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也必将深刻影响下层基础的发展。德国继承了地方独立发展的传统，各州及地方政府自治意识强烈，自上而下的政策与城乡规划也保障了各州各地按照自身的愿景发展，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齐头并进的城乡发展格局。

德国的城镇化特征，可以在首都柏林身上一窥其貌。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国际影响力，与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相比，柏林都要稍逊风采。伦敦的人口超过800万，巴黎则为1 100万，而柏林的人口只有350万。在欧洲与世界的城市格局中，柏林也难以望前两者之项背，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巴黎则是世界的艺术与时尚之都，两者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

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即城乡融合一体。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在高级阶段都会促进乡村的融合发展，系统化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遗留问题。德国在推动大中城市发展的同时，极力为小城市和广大乡镇提供全面协同发展的条件。不分城乡的社会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兼有便利的对外交通设施，加上同等水准的医疗和教育水平，让广大的德国乡镇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市民与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民不再是一种低微的身份，而是代表着更高自由度、更高技术含量的新型职业。城融于乡，乡即是城，城乡彼此的距离越发亲近，德国人在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也能拥抱自然。

从多样化的历史文明走出来的德国城邦，珍惜它们的历史与传统，保留了先人留下的建筑瑰宝及城镇特色。目前，德国保存了2万多座古城堡，很多乡村的城堡成为当地的博物馆，寄存展示着这一方人的共同记忆与身份认同，走进每一个传统城镇，巍峨高耸的教堂、厚重斑驳的老建筑以及结实的石板路，都能让人直接触摸到德国的历史脉搏。联邦政府积极立法，合理规划，促进了一批批优秀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再生，德国的城镇逐步拥有自己的身份与特色，城镇文化开始复兴。

独立发展、相对完善的德国中小城市及广大乡镇，普遍呈现出同一类特征： 产业独特而强大，文化深厚，城乡环境优美，各类基础设施完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大城市相比毫不逊色，城镇居民享受这样的居住环境，并且热爱自己的家乡。

独特而强大的产业

德国中小城市及广大乡镇，一般都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星罗棋布的中小城镇围绕若干大城市，构建出功能分工、互相协同的11大都市圈。莱茵-鲁尔地区，历经煤炭钢铁的衰退与环境污染的浴火重生，成为德国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新经济区；汉堡依托海港，是远洋贸易和临海服务业的重要区域；法兰克福是欧洲的金融之都，是德国金融和投资业的重地；斯图加特周边形成了完整的机械制造和汽车产业链条；萨克森地区文化名城集聚，旅游业发达；柏林-勃兰登堡区则是德国的政治文化心脏。

都市圈内部，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乡镇由农业主导不同的是，德国的乡镇呈现出“工—商—农”融合的特殊景象，具备雄厚实力的中小企业在乡镇的产业、就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为闪耀的当属“隐形冠军”了。德国管理学者赫尔曼·西蒙教授的《隐形冠军》一书，首次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那些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领先，并且在自身领域成为世界前三，年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公众知名度较低的中小企业。

德国是隐形冠军的摇篮，德国人认为隐形冠军才是德国经济的脊梁，虽然拥有奔驰、宝马、西门子等著名品牌，但是保持德国旺盛产能与出口竞争力的却是这些不知名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是德国出口的刺刀，是制造业的基础，更是“德国制造”品牌的塑造者。

隐 形 冠 军

赫尔曼·西蒙的《隐形冠军》一书让德国的出口冠军型中小企业，从“隐星”一下子变成了聚光灯下的“明星”，“隐形冠军”从此成为经济界与企业界的热词。赫尔曼·西蒙给隐形冠军制定了三个标准： 第一，世界前三强的公司或者某一大陆上名列第一的公司；第二，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第三，不是众所周知的。^[4]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世界500强企业、大型跨国公司数量与一国的出口总量关系密切，但对于中国和德国而言，中小企业才是这两个国家维系出口的根本力量所在。中国出口总量的68%来自不到2 000人的小公司，在德国，中小企业同样贡献了60%—70%的出口量。

在全球近3 000家隐形冠军中，德国的数量最多，拥有1 307家，如果以百万人拥有隐形冠军数量来排名，德国还是排第一。德国为什么能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隐形冠军呢？赫尔曼·西蒙把这归结于三个原因。第一，优秀的传统技能。德国许多地区都拥有被传承了几百年的技能，如钟表业、测量业等。第二，历史上的小国联邦。长时期的小国家状态，让这些企业都必须国际化，对国际化的迫切愿望让这片土地成为孕育隐形冠军和成就出口的好地方。第三，强大的创新能力。德国每百万居民获得的欧洲专利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此外，还有诸如双轨制的职业培训、德国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等原因。

根据赫尔曼·西蒙的抽样调查，隐形冠军有近七成活跃在工业领域，其中36%属于德国的招牌机械制造领域。隐形冠军的平均营业额3.26亿欧元，其中有1/4的企业收入不足5 000万欧元，这类公司一般员工数量在500—2 000人之间，属于典型的“中型公司”。^[5](www.xing528.com)

虽然隐形冠军在规模上还无法与雄霸世界的500强企业相提并论，即使是隐形冠军的最大企业，也甚至无法进入德国的前100名，但不以规模取胜的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世界老大，是全球贸易市场上不可轻视的一支力量。

极高的市场占有率、稳定的品牌效益、较高的利润以及市场旺盛的需求，种种优势并没有让这些隐形冠军忘乎所以。同样的企业，如果在美国或是中国，“融资+快速扩张+上市套现”几乎是唯一的发展选择，但是在“莱茵模式”下，企业发展路径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场景。

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选择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的判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金融资本主导的企业扩张是资本逐利的迫切需求，公司一旦上市，为了满足资本与股票增长，企业往往会以牺牲产品品质和长期目标为代价，来疯狂追求业绩增长和短期效益。这种战略选择背后是资本优先的逻辑，员工的利益、产品的品质以及社会责任都是第二位的。“莱茵模式”下的企业则要显得保守的多，他们的生存法则是“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些企业往往更为坚持长远的目标，不为短期的高利润所诱惑，他们坚持依靠自有资本，上市对于他们来说，陷阱大于诱惑——“资本来了，麻烦和谣言就接踵而来了”。他们专注于某市场细分，只做产业链条中的一段。他们在创新层面投入巨大，强大的创新力让他们永久保有高份额市场。他们的员工高度认可企业文化，忠诚度极高。

偏安一隅而雄霸天下

如果说德国拥有如此之多的隐形冠军，还没有那么让人意外，那么2/3的隐形冠军都将企业的总部设在乡镇，则是德国隐形冠军最让人惊讶的地方。

假肢领域的专家工作在下萨克森州的杜德尔斯塔斯特；全世界优秀的风能技术专家在东弗里斯兰地区的奥里希镇潜心研究新的技术；在铝材轧机方面可能没有比生活在西格兰地区丛林小屋的人更了解此领域的了。最好的联合收割机就来自北威州的某个叫作哈尔塞温克尔的地方。如果你想穿越长江或者想在洛杉矶建一条地铁的话，那你就得去巴登符藤堡州的施瓦瑙镇打听一下了。谈到粉末冶金技术的研发，没人能与蒂罗尔州罗伊特县的攀时公司相媲美；如果有人对瓦楞纸板有兴趣的话，那他就要去一趟位于巴伐利亚森林中的魏黑拉梅尔镇了。在这个小镇上，每年都有业界专家来参加世界领先的瓦楞纸板设备供应商博凯公司举办的客户大会。每两年，世界各地的洗涤设备专家都会朝圣般地前往东威斯特法伦州的弗洛托镇，去小镇参加隐形冠军Kannegiesser公司在那里举办的开放日。^[6]

家族传承是隐形冠军选择这些不起眼小城镇作为企业总部的直接原因。默默无名的乡镇塑造了这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家族企业，德国隐形冠军的平均年龄为66岁，38%的隐形冠军是百年老店，而这些隐形冠军又通过长期的产出与带动回报这些乡镇。在德国，家族企业几乎是中小企业共同的基因，我们熟知的宝马、大众、西门子、博士等品牌都是家族企业。据调查，营业额低于1 000万欧元的21万家德国中小企业，家族企业占比95%，营业额超过1 000万元的30万家德国企业中，26万家是家族企业；而超过5 000万元的1 500家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比为49%，家族企业在行业隐形冠军中的比例将近八成。

德国相机的领头羊莱卡就是一家家族企业，莱卡坐落于距离法兰克福机场70公里的一个叫韦茨拉尔的小城市。韦茨拉尔人口不过5万，但却汇聚了德国光学工业的精华，包括莱卡在内的十多家光学公司，以生产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闻名，因此这座小城又有德国“光学之城”的称号。相比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乐于把企业总部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转移所不同的是，莱卡并没有选择法兰克福等一线城市。在他们看来，宁静的小城远离喧嚣，能让设计师和工人保持宁静的心态，潜心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上，员工在愉快心情和郁闷心情下的工作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家族的历代传承、稳中求进的企业文化，让隐形冠军企业的后代们选择了扎根故土、延续传统。于是，根植于乡镇的隐形冠军就与地方社群、企业职工形成了稳定融洽的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隐形冠军成为当地乡镇最大的雇主，如上科亨市的蔡司公司，雇用了镇里总人口7 800人中的4 000多人，用上科亨市市长的话说：“蔡司公司一咳嗽，我们恐怕就要得肺炎了。”^[7]相反，和大城市相比，隐形冠军在挑选员工方面没有那么多选择，于是企业对本地人才形成了依赖，企业深知公司的业绩要取决于当地员工的工作动力。于是，一种在大城市少见的关系群在企业中广泛存在，那就是企业的老板和员工们通常是同一个地方土生土长的，关系非常亲近。这种本土化、乡镇化的公司模式，与名噪一时的中国苏南乡镇企业模式异曲同工。

扎根乡镇当然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好处。一家聚焦自动化设备的公司创始人，把他的企业从德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杜塞尔多夫搬迁到了埃菲尔山附近的小镇普吕姆，因为他认为像杜塞尔多夫这样的大城市，无法让研究自动化设备的顶级专家静下心来，潜心钻研技术。在他看来，静谧、偏安一隅的乡镇，能让员工和公司建立一种长久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当然还有更便宜的大房子，更好地放松自我的高山密林般环境。

身处乡镇让员工对企业更加忠诚，但也同样面临招募精英人才的困境，尤其对于外地的专业人士或者职业经理人，吸引他们到举目无亲的偏远乡镇定居，一直是隐形冠军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所以，所有的隐形冠军都避免不了加大对本土员工的教育培训，吸引乡镇青年在外上完大学后回到家乡继续生活和工作，然后加大对他们的专业培训力度。过去十多年，隐形冠军的大学生数量和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德国企业的平均水平，不计投入的教育培训，加上稳定的团队、极高的忠诚度，让这些中小企业竞争力长盛不衰。

奥 迪 小 镇

德国的小城市与广大乡镇不仅孕育出惊人数量的出口冠军，而且是世界500强公司的重要选址地。德国汽车巨头奥迪就把总部选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英戈尔斯塔特。

德国汽车巨头奥迪是一家可追溯到1910年的百年企业，历经变迁，奥迪的总部一再辗转，终于在1962年落户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叫英戈尔斯塔特的小城市。英戈尔斯塔特地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以北约60公里，不限速的德国高速公路将两者的时空距离缩短在半小时左右，美丽多情的多瑙河穿城而过，遍地可见年代久远的历史建筑与艺术博物馆，优越的区位交通和美丽的生态环境塑造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

英戈尔斯塔特人口仅有13万，何以能吸引并孕育德国汽车巨头奥迪呢？这要从奥迪总部的选址说起。1949年之前，奥迪的总部还位于萨克森州的开姆尼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汽车联盟(奥迪的前身)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战争结束之后，汽车联盟的生产设施被苏联占领军没收并拆除，公司也从开姆尼茨的企业登记名册上被删除。1949年，汽车联盟决定成立一家新的汽车公司，旨在复兴老汽车联盟在战前的辉煌，他们在众多的待选城市中选择了位于巴伐利亚的英戈尔斯塔特。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并不具有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这样的大城市的显著优势，但奥迪最终还是选择了英戈尔斯塔特，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区位交通优势。英戈尔斯塔特的交通便利，地处慕尼黑和纽伦堡的中心位置，距离这两个大城市不过60公里左右。第二，成本优势。英戈尔斯塔特拥有众多的百年军事遗产，辽阔的土地以及无数的兵营、车库和炮塔，这对于一个战后百废待兴的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也是吸引缺钱建厂的奥迪落户英戈尔斯塔特的直接原因。

最初的奥迪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公司利用一些存量建筑，如和平恺撒兵营、新军械库、军士大楼、骑术训练厅以及宽阔的阅兵广场等来进行生产，简陋分散的生产条件被员工们戏称为“窝棚公司”。直到1958年，另一家汽车巨头戴姆勒-奔驰公司成功并购新汽车联盟，并随之给英戈尔斯塔特带来了一家新的工厂和更多的技术工人，奥迪这才正式把总部从杜塞尔多夫搬迁到了小城英戈尔斯塔特。

如今的英戈尔斯塔特人口13万，其中接近一半的人口从事着与奥迪相关的工作，英戈尔斯塔特俨然成了一座奥迪之城。除了广泛地吸纳本地的年轻人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奥迪也不遗余力地吸引着来自德国和全世界的人才。相比于更具吸引力的大城市，小城英戈尔斯塔特和奥迪到底有哪些优势来吸引年轻人呢？

人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拥有技术与管理才能的年轻人，相比于前几代人，越来越懂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重要性。世界汽车巨头固然拥有很强的事业吸引力，但如果英戈尔斯塔特不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恐怕奥迪也很难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加盟。

首先，英戈尔斯塔特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城市存在，它是慕尼黑、纽伦堡所在的大区域城市群的重要节点。通过高速公路、快速铁路，英戈尔斯塔特与周边的大城市快速接驳，机场、火车站都在1小时车程之内。这就意味着英戈尔斯塔特处于大城市的巨大资源与功能辐射圈之内，高端的医疗教育设施、丰富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便捷的对外交通条件等大城市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英戈尔斯塔特都能享受到。

其次，英戈尔斯塔特是一个生活环境优越、富有魅力的小城。多瑙河孕育的悠久历史让这座小城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庄严的后哥特式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朴素的巴洛克式玛利亚·德·维克托利亚教堂以及早在16世纪就已奠基的英戈尔施塔特老市政厅，让人流连忘返。众多的私人美术馆、博物馆星罗棋布地散步城市的各个角落，小城居民不用去大城市就能欣赏到国内外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此外，英戈尔斯塔特还定期举办各类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足不出户，小城居民就能享受到极高水平的文化艺术与娱乐活动。

在公共服务层面，小城的教育、医疗设备也一应俱全，英戈尔施塔特应用技术大学开设有20个本科和硕士专业，其中企业经济学、经济工程学和信息科学更是排在德国的前10名。大学为城市输送了新鲜的血液，并促其保持稳定的竞争力。德国均等的医疗体系，让小城居民不用挤到大城市就能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此外，和大城市一样，英戈尔施塔特拥有一线的名牌购物村，环境怡人、尺度人性，在这里，你就能买到LV、PRADA、GUCCI等一线奢侈品牌。

生活在英戈尔施塔特，与慕尼黑、纽伦堡相比，意味着与大自然更亲近。平静流淌的多瑙河，广袤的森林公园，以及郊野清新的空气，让小城居民在工作之余随时能拥抱自然。

最后，在吸引人才加盟方面，奥迪也因地制宜地推出了一些政策。其中灵活的人员流动机制，成为奥迪招募外地人才前来英戈尔施塔特工作的秘密之一。在小城工作的奥迪员工将有机会到奥迪德国及全球其他分公司工作，这意味着更宽广的视野与更好的发展机遇，这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正如英戈尔施塔特经济促进局执行委员诺伯特·福斯特所说，英戈尔施塔特能吸引人才，不仅仅在于奥迪的全球影响力，比起钱，人们更需要生活的乐趣。奥迪确实能给年轻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事业前景，但这还不够。人们越来越渴望高水平的生活品质，在事业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英戈尔施塔特的成功要归功于生活质量和经济利益的完美结合。^[8]

赫尔曼·西蒙在一次与哈佛商学院MBA项目交流时的一个提问，促使了这个经济学家写作《隐形冠军》。当被问到“德国拥有的财富500强大企业数量比美国少，但为什么却能够长期在全球出口额中保持第一的领先地位”时，自认为很了解德国企业的西蒙教授一下子被问住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规模化才能带来高效率，小规模往往是不经济的代名词，代表市场竞争力的必然是那些庞大的实力雄厚的世界500强企业，然而，德国的隐形冠军们给了这个理论很好的补充完善空间。同样，偏颇地过度关注经济效率，必然带来社会层面、生态层面的负面性。正如E.F.舒马赫所言，大规模经济过于强调秩序与效率而牺牲创造性的自由，小规模经济则往往能带来人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这个角度，“莱茵模式”无疑能给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与平衡带来很好的启发。

【注释】

[1]米歇尔·阿尔贝尔：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华尔街》是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奥利弗·斯通指导，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剧情片。该片讲述贪婪成性的股市大亨戈登不择手段在幕后操纵股票行情最后被绳之以法的故事。迈尔克·道格拉斯凭借此片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3]E.F.舒马赫： 《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译者前言第iii页。

[4]赫尔曼·西蒙： 《隐形冠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5]赫尔曼·西蒙： 《隐形冠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6]赫尔曼·西蒙： 《隐形冠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339页。

[7]赫尔曼·西蒙： 《隐形冠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40页。

[8]参见《环球财经连线》《全球特色产业小镇调查： 德国英戈尔施塔特》，CCTV2 2017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