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罪犯的申诉权，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尽管罪犯的申诉可能会对正常的监管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监狱不应因此限制或是阻碍罪犯申诉权的行使，更不应以此对其进行处罚；反之，更应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罪犯入狱后，能够获得减刑无疑成为最现实、最迫切的目标。根据我国《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除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的情形之外，罪犯可以获得减刑的必要前提就是确有悔改表现或是立功表现。实践中，罪犯能够获得立功表现的机会少之又少，所以，“确有悔改表现”也就成为罪犯获得减刑的关键前提所在。而问题在于，背负冤假错案的罪犯在申诉的过程中，往往拒不认罪、拒不书写认罪服法材料，如“浙江张氏叔侄案”中的张高平，在服刑期间，整天喊冤，不服管教，见到狱警和驻监检察官，也从不喊自己的囚号。监狱管理者劝他遵守纪律，他仍然近乎偏执地坚持“伏法但不认罪，劳动拒不减刑”，他抛给监狱管理干部的一句话是：“我不是犯人，我没犯罪，减什么刑？”[16]诸如张高平类似的表现，在监狱看来，无疑是没有悔改表现，当然也不具备减刑的条件。
对于罪犯服刑期间申诉和减刑的问题，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明确规定：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当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然而，监狱在行刑实践中，还是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申诉不减刑”的做法，由此导致的是，罪犯为了能够获得减刑，只能委曲求全，放弃申诉。这也正如“赵作海案”的当事人赵作海就是在无奈中放弃了申诉的希望而获得了减刑。[17]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放弃申诉权的赵作海或许永远得不到改判的机会，最终只能含冤而死。也有的罪犯为了获得减刑，服刑期间不敢申诉，只能等释放后再行申诉。例如，福建“杀人犯”蔡金森在狱中怕影响减刑一直不敢申诉，在服刑20年刑满释放后再请律师申诉。[18]显然，“申诉不减刑”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法律保护罪犯申诉权的初衷和精神，结果只能是让罪犯“冤上加冤”。(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