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中的英雄霍光：废立皇帝的壮举

两千多年前，在汉朝的朝廷上，一个叫田延年的人手握剑柄，严词厉色，怒斥大臣。事情的起因是汉昭帝无后，他死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个月，因其“昏乱”，霍光召集大臣，商议废掉刘贺，这时大臣们意见不一，于是就发生了上面的一幕。后来，在大臣们的支持下，霍光夺去刘贺的皇帝玺绶，而后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与卫子夫的曾孙、废太子之孙、18岁的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废立皇帝不仅需要极大的气魄，还要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霍光以对汉室的忠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置个人利益和安危不顾，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

《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一千两百多年以后，在南宋的朝廷上，一位大臣拖住皇帝说：“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忧乱，万一生变，将置太上皇于何地？”这位大臣就是赵汝愚。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至“中外讹言，靡所不至”。面对这种局面，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出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赵汝愚拥立的不是别人，而是宋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史称宋宁宗。

“相逢岁晚两依依，故人冰清我如玉。”这是赵汝愚《金溪寺梅花》中的两句诗，也许正因为这种无愧于天地的道德良心，才使其有这样的气魄。从历史上看，虽然“绍熙内禅”中赵汝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宋光宗实际上是被以赵汝愚等宰执大臣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士大夫阶层赶下台的。宋代主要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当权，这是宋代政治的一个特色。在宋代，皇权力量有所加强，但同时皇权又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节制。宋仁宗受到来自宰相等外朝官员的压力，常常不能“从私请”，所以，有人把宋代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时期”，或者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

“绍熙内禅”使南宋躲过了一劫，避免了内宫干预政治的局面，但赵汝愚最终却没那么幸运。“绍熙内禅”后，宁宗拜赵汝愚为右丞相，赵汝愚不受，乃命为枢密使。韩侂胄欲推定策功，请加封赏，赵汝愚道：“我是宗臣，汝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惟爪牙人士，推赏一二，便算了事。”韩侂胄怏怏失望，大为不悦，自此怨恨越结越深。外戚韩侂胄以拥戴定策有功，出入皇宫，渐见亲幸，史称：“嘉泰末年，平原公（即韩侂胃）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内出。”伶人王公瑾风趣地说：“今日政如客人卖伞，不由里面。”(www.xing528.com)

宋代对待外戚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朝廷尽管会授予外戚节度使之类的虚衔，但通常不给予他们实权。所以陆游说：“今朝廷内无权家世臣，外无强藩悍将。”在陆游等人看来，宋代不仅无藩镇割据，而且皇权既未旁落于其亲属、亲信之手，又没有出现王莽、曹操这类危及皇位的权臣。

在宋朝历史上，韩侂胄是个例外，对于韩侂胄的专权跋扈，待制朱熹、吏部侍郎彭龟年提出弹劾，未果。而赵汝愚为人疏坦，不以为虑。后来，韩侂胄污蔑赵汝愚“倡引伪徒，图为不轨”，诏谪宁远军节度副使，贬放永州（今湖南零陵）。后来，赵汝愚在赴任时，对送行者说：“看侂胄用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方可无事。”果然如其所料，赵汝愚于发配途中为韩侂胄所害。

赵汝愚曾说：“大丈夫留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后来，韩侂胄被诛，党禁渐解，赵汝愚被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其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又进封周王。赵汝愚终于实现了“留得汗青一幅纸”的人生抱负，九泉之下，也当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