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见乾隆：文化转型的对话

因教仪之争，清代康熙晚期“禁各省立堂入教”^[1]，至雍正间，“禁令严”，“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2]，这样，中国自18世纪初叶便逐步对西方关闭了门户，明清之际曾稍有声势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中断。对外贸易的管制也愈益严厉，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浙江宁波等曾经繁荣的外埠被关闭，仅剩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而且外贸活动只有经过清廷特许的“公行”进行。正当中国大门紧锁之际，域外的海上贸易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而且恰在18世纪初中叶，随着纺织飞梭、纺织机以及蒸汽机的相继发明和使用，英国工业革命的巨轮启动。机器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登上历史舞台，均在18世纪下半叶开其端绪，占领海外市场的努力也随之加剧。正在这种关口，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派出马戛尔尼（1737—1806）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舰只，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这是“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3]。作为来访者的英方使节，亟欲叩开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的大门，以寻求原料和市场，提出的要求是派人居留北京，管理商务；请开天津、宁波为外贸商埠；又要求派遣使臣，居北京办理中英外交。作为主人的中方，则浸沉在“天朝上国”的旧梦之中，认定这是又一次方外夷人的朝觐，首先要做的当然是行三跪九叩之礼。出乎清廷意料的是，这帮“外夷”竟然坚拒跪叩礼，僵持良久，方以西式单膝跪见礼了之。而乾隆皇帝断然拒绝英方通商、开埠、派使的要求，并居高临下地给英王乔治三世致一敕书，其内容典型地展现了18世纪末叶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今之读者阅此文字真有哭笑不得的感受：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实为无益之事……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4]

马戛尔尼使团乘兴东来，终因与中华帝国无法对话，除得珍玩赏品外，其通商使命绝无所获，只得败兴而归，从而丧失了东西方两个文明在18世纪末叶交流的良机。今人评论道，这次“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5]这是中国以至世界开放史上的一段可悲却又无法逃避的插曲。有趣的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一位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1781—1859）成为中英关系三个时期的见证人：1793年，12岁的托马斯·斯当东（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的儿子）作为马戛尔尼勋爵的见习侍童，随团赴华，其任务是为马戛尔尼牵斗篷袍裾，也随同被乾隆皇帝接见，并接受皇帝赠品；23年后，1816年，托马斯·斯当东成为派往中国的由阿美士德率领的使团的第二号人物，在圆明园被嘉庆皇帝接见，这次英使提出的通商、建交等要求也被清朝断然拒绝；又过24年，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围绕对中国的战争（即鸦片战争）展开辩论，时为议员的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身发言，为英国的鸦片贸易辩解，并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6]这位托马斯·斯当东在半个世纪间，作为“带有倾向性的旁观者”^[7]，目睹了英国从派使谋求对华贸易到发动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及中国从夜郎自大终至被动挨打的全过程。

【注释】

[1]《清史稿·南怀仁传》。

[2]《清史稿·南怀仁传》。(www.xing528.com)

[3]［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第1版，第1页。

[4]转引自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815—816页。

[5]《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9—20、15页。

[6]《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9—20、15页。

[7]《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