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甲午惨败，中国觉醒者开始考析日本，旅日学者和留日学生撰写一批介绍日本的文字，然详尽而有深度者甚少。知日颇深的戴季陶（1891—1949）1928年说：“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准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甚么专论日本的书籍。”[14]
就总体而言，中日间信息不平衡的格局现代仍未改变。戴季陶在研究日本问题时曾大发感叹：
我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15]
戴氏揭示了国人的一种偏执情绪：将抵抗日本侵略混同于“排日”。日本侵略中国，国人自应“抗日”，但有效的抗日必须“知日”，必须向强敌学习，那种非理性地拒绝了解日本的一切，只会因失于“知彼”而陷入被动挨打。再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论，更应当详悉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像日本人熟知中国文化一样，研习日本文化。
有论者将昧于“知日”、盲目“排日”的看法称为“高调的日本观”，这样的日本观有相当市场，其根源在于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日近代最终摊牌之前（中日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长达两千年之久。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国对日本的忽视，进而是漠视和不信任。”[16]
从历史的时序看，汉唐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中日关系早就埋下最终爆发全面冲突的基因。信息不对称下的中日关系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忽视和无知：“徐福东渡”传说埋下高调处理对日关系的种子；汉魏时期的朝贡造就了中日关系的单向性；隋炀帝时期日本开始追求平等身份被中国忽视；唐初中日角逐朝鲜半岛，“白川江之役”日本战败，转而学习大唐，中国产生对日本的优越感，再次忽视日本的雄心；……明朝初年日本已经不为中国信任，倭寇乱华加深了这一情结，又阻止了中国真实地了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其侵略中国、挑战东亚朝贡体制的战略尝试，中国开始关注日本但并未作为假想敌；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称臣朝贡，中方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伴随着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仍不知；明治维新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心理准备，中国于此仍知之甚少。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自尊进而演变为对大陆的野心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及至清末才开始扭转朝贡体系意识、建立与日本的对等民族国家关系，然从军事上准备和日本决战，已是很晚、很被动的了。
近代日本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需要，全方位开展中国调查，对中国历史、现状了解细致，在中国国情的掌握上追求“反客为主”，其中也形成若干扭曲的映像。反观中国，对日本历史、现状了解比较粗率，对本国的国情、地情认识也往往大而化之，由此带来的后果，已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近代史上。
改变中日间关于对方认知度的不平衡现象，是今之国人的一项无可推卸的职责。仅从学术层面而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深具历史感和现实洞察力的考析日本、探讨中日关系的论著，已经时不我待。有了这样的成果，方可与日本长期以来考析中国的论著在切磋、辩难中，彼此理解、相互补充，这是形成健全的中国观、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的认知基础。筑牢这一认知基础，有助于消弭中日之间对于对方认识的非理性误区，这对中日双方都将有所裨益。
【注释】
[1]本文笔者撰，刊于冯天瑜、任放著《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2]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1页。
[3]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1—2、2页。
[4]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4页。(www.xing528.com)
[5]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1—2、2页。
[6]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1008、1006页。
[7]黄遵宪《日本国志》被忽视十年有关情节，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之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5页。
[8]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1008、1006页。
[9]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1007页。
[10]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首第2页。
[11]参见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前言”第6—7页。
[12]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51页。
[13]参见张晓刚、国宇：《〈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4]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15—16页。
[15]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15—16页。
[16]李扬帆：《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反思》，《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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