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反省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可从多方面究其缘由，而要者略有三端。
其一，盟国对德日两国的战后处置不同
德国在战后初期由反法西斯阵线的美苏英法4国军事占领，从人事、政治机构到思想体系上较为彻底地肃清了纳粹印痕。
日本由美国一国占领。因美国的“冷战”战略需要，对日本战犯惩治不力。稍加比较纽伦堡审判（美、苏、英、法4国主导）与东京审判（美国主持）即可见端倪。
纽伦堡审判对战犯处罚严厉，而且德国政府对藏匿于国内乃至南欧、拉美等地的大小战犯穷追不舍，那些漏网纳粹形同过街老鼠，几无藏身之所。1994年9月，德国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从法律上根绝纳粹死灰复燃。各种为纳粹辩护的言行皆视为犯法。追踪纳粹余党的工作始终未停，直至2015年7月，德国法庭还在审讯并判处年迈的纳粹分子。
美国主持的“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有所清算，日本右翼污蔑为自虐式的“东京审判史观”，这类狂言没有得到制止。而且，“东京审判”本身并不彻底，大批甲级、乙级、丙级战犯关押不久，纷纷释放，立即进入政界、财界、文界，给日本右翼重振旗鼓创造了制度空间。日本始终没有一部类似德国《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那样的法律，以防止军国主义借尸还魂。各种否认战争罪行乃至歌颂对外侵略的言行，在日本畅通无阻，甚至赢得喝彩，一些政客还以此作秀，争取选票。
在占领政策上，战败后的德国被美、苏、英、法4国分区占领，国家分裂，成为“冷战”前哨，纳粹的统治体制和思想体制均被瓦解；日本却是美国一家独占，缺乏对美国政策的制衡，保留了天皇制、神道（尤其是靖国神社）这些军国主义的基础，天皇的战争罪责不予追究，战犯能够进入政府（甚至成为首相）。
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是反纳粹斗士，战时曾两次被捕入狱；而战后初期的日本内阁，基本上是军国旧人的大本营，20世纪50年代，前甲级战犯岸信介竟然当上首相。
总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一贯奉行的实用主义路线，在价值判断、是非关系、历史认识上采取“模糊策略”或“美国式立场”，一切以美国的实际国家利益得失为考量。以故，在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敏感”的历史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上，人们几乎听不到来自美国官方的抗议。因为美日同盟关系是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秩序的基石，这是超越靖国神社、历史教材这些问题之上的。
其二，德日两国历史文化传统有别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思辨水平很高的民族，“反思”几成德国人的天性。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均以惨败告终，给他国和本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德意志民族对战争灾难、对造成灾难的纳粹的危害性作了深刻反省，进而对纳粹猖獗的历史原因、纳粹与德意志文化传统的关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战争责任，都进行深度反省，从而达成全民族的历史共识。
反观日本，其文化很少有“反躬自责”诉求，而坚持传统中的病态部分、执着于本民族的历史“荣耀”，故“二战”终结前后日本朝野并不悔恨发动战争，却亟亟于保留天皇制“国体”，使战后日本拥有“皇国史观”丰厚的“制度土壤”和广泛的“思想市场”。日本右翼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继续将武士道视作“大和魂”，致使战争史观陷入混乱，无法形成理性的全民族历史共识。(www.xing528.com)
此外，德、日两国的基本信仰是有差异的。德国人的基督教“原罪”意识与日本人将认罪视为“羞耻”的民族心理，基督教文化强调自由、民主的普世伦理与神道强调种族优越的“神国”情结（大日本主义）、“万世一系”的尊皇传统，也是造成两国对待战争态度迥异的文化原因之一。
在地理环境上，德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地处欧洲中心。希特勒的侵略战火遍及欧洲大陆，东欧、西欧邻国均遭其蹂躏，以故战后的德国身处受害国的包围之中（尤其是西邻法国、荷兰、比利时，东邻波兰、捷克及稍远的俄罗斯）。在这些受害国强烈的舆论压力和国际政治压力的制约之下，德国必须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否则势必陷入孤立。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德国也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方能融入“欧洲大家庭”。德国这样做了，取得成功。
日本是一个孤悬西太平洋的岛国，与亚欧大陆隔海相望。尽管它的外拓战略称之“大陆政策”，又屡次侵犯亚洲大陆国家（中朝首当其冲），但与这些受害国并不接壤，战败后的日本没有如德国那样的近邻压迫感（正是这种压迫感，促使德国走向理性的历史观和国际观）。“二战”后，对岛国日本有较强大制约力的只有美国。
按照《波茨坦公告》规定，由中、美、英3国军队占领日本，但中、英因故未能派出占领军，另一战胜国苏联也未在日本驻军，以致仅有美国一国驻军日本，与美、苏、英、法4国占领德国大不相同。不受制衡的美国一旦出于自己的国际战略考虑，需要放松对日本的羁勒，便很难再有强劲的国际压力使日本军国走势得以驯服，这使得日本右翼肆无忌惮，将历史修正主义推到极致。时下对日本军国走势有一些制衡力的主要是中国、韩国、俄国，但压力实现度有限。
从国际文化氛围观之，德日也大有差异。欧洲国家有很强的同一性和向心力，文化认同（尤其是宗教认同）加之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使德国不可能倒行逆施，否认战争罪责。而反观亚洲各国，其文化“多源发生”，文化理念及宗教信仰异彩纷呈（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神道教，以及纷繁莫辨的民间宗教），加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野，使亚洲各国很难形成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国际阵线和思想合力，当日本曲解“二战”史，并迈向用兵海外之际，除了中、韩等国的外交抗议之外，很少从亚洲各国发出促使日本反省历史的共同声音。反而是日本仰仗美国之力，在亚洲诸国间拉拢某、打击某，纵横捭阖，呼风唤雨。
或曰：日本不认真反省历史，是因为“日本缺乏亚洲认同，很少听到日本政治家与舆论强调日本是亚洲国家”，这显然是“脱亚入欧论”带来的后遗症。[3]此议不无道理。日本发动战争的受害国正是亚洲国家，日本自明治以来即不愿与亚洲为伍，至今也大体如此，当然就不愿向亚洲各国真切谢罪，甚至“道歉”一词，时下日本当政者都难以启齿。真是荒诞之至！
对日本的不认罪立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1918—2015）在2004年9月出版的《未来列强》一书中，有如下评述文字——
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了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表示道歉。……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仍还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所以，日本的所有邻国都确信，日本人不愿意进行道歉。韩国在这方面反应最强烈。中国也一样。反日情绪在东亚和东南亚普遍存在。[4]
不知当下日本政坛健将们对此议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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