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近代，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局势，忧患意识便如燕之重归。
魏源（1382—1444）是近代忧患意识的阐发者，他针对当时流行于政坛、文坛的昏昏然的“寐患”，向人们发出呼唤：“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28]他受到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重读《周易》《诗经》等元典，产生了新的感受，“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29]这是在对元典忧患意识的阐发中，楔入了现实的感同身受，而这种感同身受所面对的正是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
与魏源同时的徐继畬（1795—1873）也是深怀忧患意识而撰述外域史地著作的。王韬在《〈瀛环志略〉跋》中指出：“中丞（指徐继畬）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为忧患而作。”[30]王韬对《瀛环志略》忧患感的揭示，也适合于王氏本人。王氏曾力陈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呜呼！迩来日人狙伺于东，俄人鹰瞵于北，几于玉帛干戈待于两境。苟我国不早自强，则强邻悍敌，方且日伺我之左右，而天下事愈难措手矣。”[31]
由忧患意识发展而来的“救亡图存”思想，是近代中国有志之士的共通情志。时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事件接踵而至，爱国者无不扼腕痛惜。成书于1893年的《盛世危言》一书正是这一悲剧时段的记录。该书节录《国民报·公义第二篇》痛论时势，洋溢着忧患感：“今日事变叠来，未有终极，且将有印度、波兰之惨，固非止某处而已……则今日固天下臣民所宜同心并力，不能膜为他事待之他人者也。《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我国民其何以自处矣！”[32](www.xing528.com)
以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为标界，中华民族的危亡又迫近一大步，人们的忧患意识遂更为浓厚。老大的清帝国陆军溃于朝鲜、辽东，海军败于黄海，素来被中国人所藐视的东瀛岛国日本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敏感的士子揭起“救亡图存”的旗帜，传统的忧患意识遂转型为具有近代爱国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意味的救亡思潮。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热情的倡导者。这位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吟咏出“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闭户尚忧天下事，旧游常作梦中欢”[33]的敏锐哲人，1895年秋奋笔撰写《强学会序》，向国人描绘了一幅民族危亡图：“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余其者，尚十余国。”[34]在这篇序文中，康有为还借鉴东方诸国衰亡教训，以激醒国人：“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昔土耳其，四部之大国也……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35]全篇充溢着民族忧患感，唯恐中国重蹈印度灭国、土耳其裂国的覆辙。康有为的这种忧患感当然是由现实的刺激所导致，同时也引古代忧患者为同调。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氏1901年游马来西亚槟榔屿时作诗云：“乱离日已久，忧思日已多，我欲托诗史，郁结弥山河。每读杜陵诗，感慨更摩挲；上念君国危，下忧黎元疴，中间痛身世，慷慨伤蹉跎。”[36]其中涉及的杜甫诗句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秦州杂诗》中的“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康氏与杜甫大起共鸣，其忧患感无法自已，极而言之曰：“忧患弥天塞太空。”[37]
康有为的学生和战友谭嗣同也是近代中国救亡思潮的重要倡导者。甲午惨败后，他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38]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心情使他决心抛弃无用的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他发表“与旧学辞”的宣言：“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39]谭嗣同是一位救亡思潮的身体力行者，无以遏制的忧患感使他从佛学中汲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遂有后来面对屠刀，高呼“快哉”，毅然献身，演出了戊戌变法最壮丽惨烈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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