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的《褶子》中游牧论和新和谐探讨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被视为“游牧思想家”，他在其著作《褶子：莱布尼茨与巴罗克风格》中以“新和谐”为题，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monadologie）进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思想过滤，以“游牧论”（nomadologie）取而代之。虽然这两个术语在法文中只是拼写上调换了m与n的位置，但是却意味着从“单子”的闭合的世界中延展出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德勒兹的“褶子”哲学美学观念与西方巴罗克文化艺术风格都是具有反复折叠的“褶子”式特征的世界，充满着自律与互动，标志着一种开放性的思想游牧。

游牧并非空穴来风或者单纯的文学隐喻。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未给“游牧”以明确的界说，但是这一概念却几乎贯穿在他们全部重要的著述之中。在《差异与重复》中，游牧意味着由差异与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分裂症的本质在于欲望的自由游牧。人们无法设定任何目的来拘囿欲望，因而欲望的游牧呈现非确定性和多元性。游牧意味着“新的大地”，精神分裂症者犹如游牧者外出巡游，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与外界产生联系，因此分裂症模式要好于作为分析对象的精神病患者躺在精神分析家床上的模式。在《千高原》中，游牧与世界范围的文明迁徙中游牧民族制造的战争机器相关。在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中，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形成对位，分属游牧类型与辖域类型。两者的关系犹如游戏理论中围棋与象棋的关系。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围棋的“游牧”与象棋的“国家”相对峙，游牧战争与政治国家相对位。围棋属于“光滑”的空间，象棋属于“条纹”的空间。象棋中各个棋子皆身份明确，帝、王、将、相、兵、炮、马、车、后职责分明，其战争遵从机构化、编码化的规则，有前线，有后方，有作战机制；围棋中各个棋子则是匿名的、聚合的、单一的，具有第三人称功能，是非主体的机器装配，没有作战的等级制机构，只有情境联系或战略。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体育竞赛和文艺节目表演也同样形成游牧类型与辖域类型的对位关系。体育竞赛充满着非确定性和可能性，其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千差万别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具有游牧韵味的魅力十足的“光滑”的空间；而文艺表演则是事先设计、排练、按部就班完成的，具有明显的预定结构与既定目的，因而是一种可掌控的辖域化的“条纹”的空间。相对国家机器与既定辖域而言，战争机器与游牧方式均有破除既有状态，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逃逸或生成新的状态的性质。

在当代哲学美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主体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个体的身体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它们通过不同的行为和干涉关系形成多元的主体身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观念关涉的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与其他身体和其他政治差异的事件的相关联系所导致的结果。德勒兹的“游牧主体”概念打破了主体、性别、种族和阶级等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符码，使思想和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创造成为可能。

在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的维度，世界是如何被图式化和科层化的？德勒兹和加塔利从符号论框架中历史与文化的力量冲突的维度出发对此加以阐发，其中“游牧”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念，世界是由多个符号系统构成的。其中不少系统迥异于作为“特殊的欧洲疾病”的西方理性哲学超验传统。这些符号系统可以根据其意义和特征分为三种体制：一、前意义的符号论（presignifying semiotic）——这是多元的、多声部的符号论，它规避普遍性的暴政；二、反意义的符号论（countersig-nifying semiotic）——它以“游牧”为特征；三、后意义的符号论（postsignifying semiotic）——它涉及将主体性模式建构加以具象化过程。这些符号论可以融为一体，可以与不同的“装配”相关联。

以世界文明中迁徙型的希伯来（犹太）文化为例，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前意义的符号论与以游牧为特征的反意义符号论曾经建构了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旧约》曾经描绘摩西率领犹太人走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文化迁徙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后来为上帝信仰模式的具象化过程或后意义符号论的一神论信仰所覆盖。上帝的超验主体观念是这种一神论的高度极权主义的表达式。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西方基督教传统解读为杂糅的符号学形式，它合并了激情主体形式和偏执专制形式，对其加以反拨的结果之一即是宗教改革。尤为重要的是，“二希文化”的结合导致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潮发展成为灵肉二元论，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就是这种以理性为主体的二元论的典型形式。德勒兹1962年解读尼采，把理性视为一种主要的“反动力”。理性/情感（灵/肉）固定的二元论与游牧的流散性质的多元论恰成对照。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取向显然看重的是多元流变的“游牧”论。(www.xing528.com)

在此意义上，这种超验主体性的犹太模式是直接与游牧符号学相对立的。如前所述，游牧符号论是一种“反意义”的符号学。它抵抗希伯来一神教的极权体制以及其他的控制机器，例如国家机器。游牧论集中体现为“生成”状态，发挥着挣脱严谨固定的符号体系藩篱的逃逸线的功能。类似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褶子”、“块茎”等概念的本质特征是混沌宇宙无序的“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游牧论在定义上是与上帝无所不在的教义和笛卡尔主体理性中心主义“cogito”（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普遍性”相悖立的；反之，它与特殊性的表达式相关联，与具体的犹太民族相联系，因此也就与一个特殊的种族及其历史语境相关联。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主体化的极权主义过程最纯粹地体现在犹太民族的命运之中”，他们提倡游牧思想以对峙权威化、绝对化、普遍化的超验主体性，认为历史并非基因的叙事或进化的叙事，而是游牧的旅程图式。德勒兹曾经说尼采的思想就是游牧的思想。同样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也是游牧的思想。

但是，这里似乎也存在某种悖论：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游牧”概念建构了一种意义模式，一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基要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多元性、多声部的漫游与生成，恰如游牧民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另一方面，生存与发展的欲望是游牧的主导内驱力；他们所构想的游牧“多声部”模式的背后，又掩盖了其“游牧本质”的基要主义性质。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符号论依赖于一种活力论（vitalism）的形式。这种活力论在历史编纂的年鉴中是无法找到的。德勒兹认为游牧“没有历史”，“只有地理学”。因为历史是极权主义和权威叙事的产物，历史总是拒斥游牧者。游牧的“逃逸线”是试图从历史中逃遁的一种努力。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思想是建立在其多元符号论和“过程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并且由此建构了一种关于文化与力量取向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文化的叙事。

（麦永雄 段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