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探讨《逆写帝国》中的观点

萨义德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开山论者，对民族、身份问题有长篇论述，从他揭示东西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来看，他倾向于保护本土文化，自然地也赞同民族意识的积极作用，但非常排斥极端民族主义，基于此，提出基于本土之上“逆写帝国”的文化抵抗策略，影响了之后的后殖民理论发展和中国后殖民理论的接受。

（1）警惕“民族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为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民族正名的举措，以及他曾提及“一个民族群体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民族主义需求”的言论，很容易被民族主义者认为志同道合。在萨义德看来，民族意识是对于自身传统的提炼和承袭，也是增强文化认同、厘定地理疆界和汇聚政治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它有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将民族意识看作对帝国主义霸权进行政治抵抗的阶段性武器。但是，当民族意识变成一种主义，萨义德就变得非常警惕，尤其对种族主义这一极端的民族主义，更是深恶痛绝。所以，当有人称萨义德为“阿拉伯文化的支持者，受蹂躏、受摧残民族的辩护人”^[9]时，他严词拒绝：“对他们来说，我的书的价值在于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恶用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这几乎与我自己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10]萨义德又反复声称：“我一直对自鸣得意、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11]

萨义德的观点承袭了法农。法农认为“唯一能给予我们一种国际性视域的，是民族意识，而非民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尽管被殖民国家通过民族意识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并进而完成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抵抗，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可是进入后殖民时代，如果新的民族国家继续煽动民族情绪，并利用民族主义积聚力量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呼唤出大众的民族意识，鼓动他们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也能煽动民众非理性的狂热激情，一旦被统治者利用，会导致军队独裁、领袖崇拜、极端排外的恶果。亲历过巴以冲突的萨义德当然非常警惕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然而时过境迁，在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之后，被殖民国家如何从帝国主义霸权的阴影和残留中确立自身？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开出了药方：用文化抵抗取代实践斗争。这意味着抵抗不再是激进的枪头炮弹，而是温和的文化改写。(www.xing528.com)

（2）文化抵抗：逆写帝国

文化抵抗的策略背后体现了萨义德对文化的态度：首先，他认为文化不是固定所属，也非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借贷关系，不同文化应该共享共生、彼此依赖。其次，本土文化可以对西方强势文化进行改写和调适，形成一种杂糅交错、为我所用的文化样态。在这样的思路下，萨义德的抵抗注定不是冲突性的、民族主义式的对立和抵制，而是一种文化内部的改写和升级。需要说明的是，萨义德所谓的“文化抵抗”的三个特点：“第一，整体、连续地看待社会历史权力，给被压抑的民族以自由。第二，抵抗远不只是对帝国主义的反动，它还是形成人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这一方式很大程度建立在打破文化间障碍的基础上。第三，脱离主张分离的民族主义，趋向于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解放。”^[12]可以看出，萨义德摒弃了民族主义在现实中的激进之力，将其威力关进笼子，但为了保存其抵抗能量，又在文化领域保持了抵抗的姿态。萨义德认为文化抵抗更有价值：一是“抵抗有助于恢复帝国文化已经确立或至少受到帝国文化影响或渗透的多种形式”^[13]。二是抵抗因此成了“重新发现与恢复被帝国主义所压制的土著的过去”^[14]的过程。那么，“一种试图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的文化如何想象其自身的过去^[15]”？文化抵抗的具体措施又当如何？就此，萨义德提出了“逆写帝国”的主张。

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强调前缀“re-”重新改写的意义。福柯认为，陈述与被陈述的外物不是一一对应、透明等价的关系，陈述具有独立性、自律性，它可以不由外部图景决定而自我建构所指，如果陈述的角度不同，被陈述的对象就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视角的陈述，首次陈述和再次陈述也呈现差异，如此说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概念，也没有确凿无疑的真理存在，那么固定的、权威的真理就被悬置了，具体到后殖民理论，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的文化灌输必然不是全盘接受，一定存在某些篡改与抗拒，萨义德认为，通过被殖民者“逆写”帝国的能力从而建构一种文化抵抗的可能。“逆写”帝国这一过程重构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过去“作为屈辱留下的伤疤，作为不同实践的刺激，作为对趋向于一种后殖民未来的过去的种种修正的看法”^[16]，而更有力量的是作为“亟须重新解释和重新利用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曾经沉默的土著作为总的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在从殖民者手中重新夺回的领土上发言并行动了”^[17]。这样的改变或重写是对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有效的干预形式和重要的文化抵抗策略，它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它可以细致入微地渗入每一次接受和书写，它不被压制，无法禁止，它“不仅是政治运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方面来说，是这个运动成功引导的想象”，因为它存在一种“智性的和比喻的能量”^[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