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原诙谐地说：“我是云大的知名人物。”
杨老今年81岁了。他穿着病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戴着耳塞，听着收音机。他的耳朵已经有些背，与人交谈需要借助助听器。我是头天拜访胡泮生同志时听说他生病住院的。我想，人老了，住院总不是好事，所以第二天便带着我的同事武友福，买了一束鲜花，径直到医院去看望他。
还好，黎原同志病不算重，只是感冒了，有些咳嗽。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被院方收住治疗。他气色很好，性格还是那么开朗，虽然有些咳嗽，但说起话来仍滔滔不绝。
他说：“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当时说了一句违心的话，就是承认我有想当党委书记的野心。”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感到一阵心酸：被整了那么多年，他还笑得起来！
杨黎原同志1936年入党，曾追随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任秘书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天津市统计局局长，后调任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反右斗争后，为了加强地方的领导工作，被当时调到云南来的原在中央工作的老领导看中，要他一起到云南来，他就来云南了。他说：“谁知来云南不到两年就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黎原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被反复批斗，最后被撤销云南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等一切职务，调到昆钢去当一名县团级单位的第六把手。
其实，杨黎原的“错误”就是为知识分子说了几句公道话，并且完全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为总结“大跃进”“反法权”等运动的教训而说的。但这就构成了杨黎原“拉拢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志”，“培植个人势力”，“几次组织对党委书记李书成的斗争”，成为“杨李（广田）反党集团”“篡夺党的领导”的“罪证”。(www.xing528.com)
我问杨黎原同志：“为什么在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下你还敢说那些话，敢向李书成提意见呢？这与你过去长期跟随周总理一起工作有没有点关系？”
1996年6月笔者到天津拜访生病住院的杨黎原同志（武有福摄）
他非常严肃地说：“有，有很大关系。过去我们在重庆工作，做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搞统战。那是要团结人的，哪能那样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了解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哪能那样对待知识分子呢？！这和周总理对我们的教导，和党的一贯政策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在总理身边也随便说话，有意见就提，说惯了，所以我有意见就说了。”
黎原同志又笑了起来。他说：“当时也没想过，没想那么多，不知道会有那么厉害，一下就搞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他微微停了一下，说：“不过我不后悔。这些年来我吃得好，睡得香，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所以过了多年我也不认错，我坚信自己的认识是对的。他们逼着要我承认有取代李书成的野心。一些老同志来找我做工作，要我做点让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做点让步，承认了这一点。但这是违心的话。现在想起来，这句话不该说，不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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