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身处明代末季，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整个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因此，盛行于明代中期的王学在当时日渐显示出其空疏的弊端。面对这种社会现状，刘宗周忧心忡忡，他怀着力挽狂澜之勇气，直颜抗疏，坚信救国先要挽救人心。刘宗周《学言上》：“格君心，定国是。”[46]而人心并不仅仅是知止而已，还要有切实的行动。只有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是救国图存的根本路径。王学后学陶奭龄主张，识得本心便是工夫。而刘宗周认为，认定本体用功夫，工夫之处便是本体。陶奭龄曰：“学者须识认本体，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若不识本体，说甚工夫？”刘宗周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功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功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至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巳。”[47]正因为刘宗周反对王学末流只重本体，忽视工夫的做法，所以非常注重工夫的意义。刘宗周对弟子反复叮咛“坐下”云云，又主张“知之至，才能行之至；行之至，方是知之至”，便是此意。《四库提要》曰：“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唱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虽源出良知，而能以慎独为宗，以敦行为本，临没犹以诚敬诲弟子，其学问特为笃实。”有明学术，既是极盛之际，也是极衰之时。王阳明之学，传之明末，流为禅机、高论，而不笃实，所以刘宗周既提“慎独”之知，又倡“诚意”之行。
刘宗周之所以在“慎独”理论提出之后要加上一个“诚意”理论，这与“慎独”理论过于笼统有关，也与其所受教育的经历有关。事实上，“慎独”确实存在着过于抽象、难以操作的问题。因为，“独”是什么、如何施行，对于一般学者而言，颇难捉摸与落实。再者，刘宗周早年受许孚远的教诲，从“敬”入门，这与“诚意”之论颇为关切。而且“诚意”渊源有自，来自《大学》，且与“敬”同义。因此，特于本体“慎独”之外，再拈出一个“诚意”之工夫。这样，《大学》之“诚意”与《中庸》之“慎独”彼此勾连、首尾相应。所谓“即工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刘汋《蕺山刘子年谱》）。于此，即本体即工夫的理论圆融无间，自足圆满了。(www.xing528.com)
正因为刘宗周的身体力行、极力倡导，有明学术，流弊救正殆尽，而且其学术加惠于浙东。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曰：“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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