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承丰，字玉农，号稔斋。道光十二年（1832）恩科举人，誊录，知县加同衔。著有《稔斋诗草》。姚承丰为人忠诚耿直，操履端洁，学有渊源，日以诗书自娱。与津门世家梅树君成通家之好也，以师侍之。同梅氏之子小树，交往更厚，赋诗唱和，过从密切。姚家前、后院抱柱、斗方、框对等，大半是梅小树书写的。姚承丰与当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名进士杨慰农亦甚为契厚，杨曾敦请他入署教其子读书，并常与讲论诗文经史，但姚虽为鹾业疲累，相处五年之久，从无丝毫干请，以是愈受杨之钦敬。姚与乡名士徐竹士为莫逆交，三日不见，来必长谈。竹士常命其侄士銮、士鋆向他求教课业，受启迪甚多，以此皆称姚为课师。徐士銮所著《敬乡笔述》中曾有《姚玉农明府》一则述其事。华梅庄在《梅庄诗钞》中咏同契者18人，各系六言短章。内有咏姚玉农诗云：“冰壶三世状衔，金榜十年心血，毫端放万丈光，那许伧夫饶舌。”亦足见姚之为人。
姚承丰为弥补盐业收入之不足，藉束修以维持全家生活开销，乃与自己家里的雨香亭设馆授徒；学生通是自家与远近至亲近友之子侄。以其教诲有方，成就人才很多。
雨香亭在姚家开座门外东跨院小花园内，是三间两卷式的大书房。为姚逢年于嘉庆年间所命名，并亲书横匾悬挂于前檐。亭前栽有丁香、梧桐、枣树与牡丹花，还豢养过丹顶鹤，环境倒还清幽雅趣。此后多年被用作姚氏家塾，曾由王襄、赵元礼等名家先后应聘为西席，姚氏子弟亲戚与外姓李廷玉、朱易谙均曾在此就读。
姚承丰对子侄管教严厉，尝以祖训诫之：“万恶淫为首，不准有非法行为；不准妄取不义之财，资财富有时，喜寿事家中不准唱大戏、叫杂耍；不准叫“条子”（叫妓女来家陪酒）；不准无端藉故分家析产，必要时应互谦互让；不准锱铢必较、更不准经官府判断；“从良人”不准进家，可在宅外找房另居，等等。姚承丰在雨香亭课徒时，每逢年终，衙门里封印前放年假，即雇一匹小驴直奔长辛店，拿回二三两银锭和几吊铜钱，回到家中，祖先堂前摆上“供果”，阖家欢欢喜喜吃一顿包饺子。安贫若素，兢兢业业了此一生，津人赞为“好好先生孝廉公”。
姚学源（1843—1915），字斛泉，书屋名“十瓶斋”，是姚承丰的次子，过继给姚承恩。他是姚氏家族中鼎盛兴家并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在大、宛两京引盐商里，恢复北京公柜，使京引大、小商人生活一切有了保障，更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事迹。(www.xing528.com)
姚学源幼年从其父承丰读书，天资聪颖，好学不倦，每读一章，合卷即能成诵。但中秀才后，几经乡试，却没有中举。他看到表兄李鸿藻同窗受业，中进士后屡屡擢升，当上皇帝师傅，而自己学识本同其无分轩轾，却仍是黉门一秀士，仕途挫折，使他深感抑愤。更觉得惭愧的是李鸿藻每次来信，最后颂词总是例写“即颂元安”这一吉祥语，而“元”字通指彼时称作“文元”的举人。同治五年（1866）父丧丁忧，不能报考，又要继其父经管祖遗恩裕泰店务，自知宦途无缘，遂决意弃仕就商，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崇文门外东柳树井大街，恢复了原有的京盐公柜。
但公柜复业之后，苦无资金周转，因按公柜规章，“盐进公柜，先付六成镖（即银钱），下余盐价准三个月一次付清，不得拖欠。”为筹措资金，京引众商仍公推姚学源领衔向官方借款，俾公柜得以早日开张营业。
彼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深知京引众商现状，也深知姚学源的出身及品格，忠实公正，小有声望，遂决定天津官银号借给15万吊钱，并任命姚学源为“京引公柜总催”，官款由京引众商担保具结，承借承还，并指定京引商人王源涛为“帮办”，统筹公柜一切事务。京盐公柜恢复后，官盐官价，保税便民，公私无不称决，因而深得官府信任夸奖。
官银号借款偿清，公柜大有余利，有几家京引商人联名呈请按“引”分取红利。经李鸿章召集全体商人晓喻，认为姚学源恢复公柜，借官款承还的责任重大，而且经营有方，成绩昭著，人所共睹，没有他的力量，京引众商焉有今日的安定生活？所借官款现已还清，公柜盈余自应归姚学源个人所有，不得分辩，自此京盐公柜即归属姚学源个人私产。（详情见《清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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