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潭先生的传奇经历-曾静投书案始末

在文字狱的历史上，最善于作“奇文”的无过于清世宗。在清世宗的文字狱“奇文”中，最奇无过于曾静、吕留良之狱。这场大狱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省会西安的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一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骇异，当即把投书人带人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信。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书信中对世宗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而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鼓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累官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世宗破例授予岳钟琪，以示非同寻常的恩宠信任。赤心事清的岳钟琪感恩图报，恨不能肝脑涂地。而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朝班中尤其是满洲贵族中有许多人心存妒忌与猜疑，诬陷、中伤他的密疏积垛成堆，世宗置之不理。岳钟琪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心中惴惴不安，曾上疏辞职，世宗特予勉慰。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通天大案，非同小可。

岳钟琪十万火急，即日密邀陕西巡抚满洲人西琳来署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便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师徒情况，想套取口供，而让按察使满洲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证见。“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及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傍晚时分，西琳赶来了，询问变为审讯，还动了大刑，无奈“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改变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即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约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写信人和自己的真实姓名、乡贯住址和起谋由来等情况，第二日又说出来了“同谋”者的情况。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实姓名叫曾静，湖南永兴人；“张倬”真名叫张熙，是曾静弟子，湖南安仁人。曾静原为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家境贫寒，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文字和读书心得以抒泄愤懑，辑为《知几录》、《知新录》，内多“悖逆”言论。如《知新录》云：“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义”；“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义觉迷录》卷一）。这类“悖逆”言论充满对清统治者的极端仇恨，而作者“悖逆”思想的形成则受清初名儒吕留良的影响。(www.xing528.com)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桐乡西南）。此人早年曾从事抗清，顺治中应试为诸生，既而懊悔，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试，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卒。吕留良平生抱守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辨”，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仇恨清朝思念亡明的思想感情。他的高卧事迹及所著《四书讲义》、《语录》和所评选的制艺集等，在士人中广为流传，影响极大。人们尊称他为“东海夫子”，死后立祠祭祀，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拜，题匾颂扬。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仇恨与日俱增。所谓“江南无主游民”，便是表示抗拒清朝统治。出于对吕留良及其学说的崇拜和信仰，案发前一年，曾静特地让张熙到吕留良的家乡去访书。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沿途又听到贬毁世宗的一些传闻，回去后一一向曾静汇报。世宗自即位以来一直受谣言攻击（可能是争位失败的政敌暗中所为），遇上天灾人祸，万众怨苦，谣传尤多，曾静在老家就颇有所闻。张熙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使时刻盼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一种将要“变天”的感觉。当时民间传说岳钟琪上书指责世宗（实无其事），曾静于是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他与张熙商拟了策反书信，派张熙前往投呈，嘱咐张熙见机行事，路上倘若感觉形势不利就返回。张熙由川入陕，路上听人议论都说皇上是好皇帝，不由心中发怵，本该返回，转而想既然出来一趟，索性豁出去，于是来到西安，没有料到中了岳钟琪的圈套。张熙上路后，曾静预料凶多吉少，便在衣服里子上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字样，以备一旦死于不测好让别人认尸。

以上是案发后曾静和张熙所招供的投书策反的由来，张熙最初向岳钟琪所提供的情况当然没有这样详尽。他所交代的“同谋”，实际上仅仅是他和曾静平时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这些人与策反活动毫无关系。所谓湖广等六省“一呼可定”，更是狂言妄语。岳钟琪一时也难辨真假，6天内连上3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世宗震惊之余，怀着似乎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硃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他在岳折叙及盟誓的一节文字旁加硃批云：

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拟。朕实嘉悦之至。（《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

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弹劾，下狱判斩监候，至乾隆初年方获释。所谓“消灾灭罪”、“君臣之情”，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