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枝江县志》：清代湖北方志研究

乾隆《枝江县志》十卷，王世爵、钟彝纂修。王世爵，字青溪，汉军镶黄旗，雍正癸巳科举人，乾隆二年任枝江知县。钟彝，字商贻，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人，雍正九年任黄安知县，罢官后寄居枝江。枝江前代志书尽数散佚，惟存康熙间所修志书一卷，但在“三藩之乱”中又历遭兵燹，内容残缺，编目失次，遗漏甚多。知县王世爵乃聘请当时在枝江游历的钟彝撰修县志。该志采用纲目体，分有《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祭祀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志》《艺文志》《杂志》等十卷。该志编修之前征引较为广泛，援引详载出处，内容较前志大为丰富，颇为时人所认可。

志书本有教化的作用，且多为有褒无贬，隐恶扬善，“有褒无贬”的记述倾向始终为地方志编纂中的主流。章学诚批判这种倾向，指出：“志传之有褒无贬，本非完例……今议者但间志家鲜用比例，因误会为褒贬并行，权在国史、方志之例止应录善，其有一定之式，非也。”^[104]这种“有褒无贬”倾向本身不符合历史事实，纯粹的褒扬不利于发挥方志的教化作用。

乾隆《枝江县志》创设《猾吏》一门，载顺治间知县李花白^[105]鸩杀债主徐胡子案，以为“外史氏曰：余作枝江邑乘，终徐大雅一案，盖有两戒一矜焉。债主临门，仓卒（猝）无措，亦当委曲补苴，何鸩不遂竟手刃，阳虽漏于国法，阴难逭夫天刑，身死家灭，墟墓苍凉，负心之报，乃尔世之居官不仁者当以李令为戒。贪心未足，假官利以居奇，累十百千，官佃已主履，庄收息不厌不休，讵知千里奔波，强死豺狼之窟也，世之放利而行者，当以徐胡为戒……大雅是真可矜也……附识数言，后以为世道人心下一针砭焉耳”^[106]，持论公允，突破以往旧志“隐恶饰美”的惯例，不无卓识。且是志不以人废事，而湮没李花白的在任功绩，卷五《秩官志》亦特为立传，不没其名。且卷三《水利》部分亦载李花白修筑江堤等兴利除害的政绩：“顺治七年，江水冲决枝江总圩田，龚显生、杨芳生等补筑。顺治四年丁亥水决香积寺总，七年庚寅决徐旧总，知县李花白为之修筑。”^[107]卷二《建置志》载李花白修复署衙等事：“公署……明末遭兵燹，仅存卷棚三间，仪门三间。顺治五年，知县李花白建正衙五间。”此等史法殊为公正，实属难得，在诸多方志中具有鲜明的特色。(www.xing528.com)

但该志也不无瑕疵，如《仙释》《艺术》等不入《人物志》，而附《杂志》，未合志体。且是志编纂前，王世爵曾张贴《重修枝江县志征文小引》，向全县征集文献广为，“敢布悃诚通知耆宿，山巅水澨岂能无薖轴，名贤世族巨家应有巾箱杂著，若者亲见，若者耳闻，俱是先朝轶事，千百非多，什一非少，均成今代丛言。《天宝遗闻》记自白头宫女，《靖康往事》寄来碧血孤臣，既自古而皆然，岂于今而独秘。作者不必皆圣，有关风土皆收，述者敢谓我明。可上志书毕录，相期月内悉汇”^[108]。但征引资料为期仅月余，志书编纂又较为仓促，不及六月而志稿即成，嗣后邑中人士屡有提供资料甚多，而虽以《杂记》著录，但是未能广为吸收，遗弃者也不在少数，“庚申春，邑乘告竣，诸君子辈犹各挟所闻旧事册案……夜读不能割爱，因并在旧志中，诸杂事汇儿编之，名曰杂记，与先所成者，厘为十卷”^[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