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阳县
乾隆二十三年《当阳县志》，苗肇岱、方璲、郭孙俊、林可法等纂修。苗肇岱，宝应县人，贡生，乾隆年间任当阳知县。方璲，字玉山，号怀堂，又号深柳，汉阳县人，雍正己酉年副贡，乾隆间任当阳县教谕，著有《宝笏堂集》。[319]郭孙俊，字甸方，号章庵，雍正庚戌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都昌知县等，后归主讲回峰书院，门下多名士。[320]林可法，字行思，号恬庵，乾隆二十四年拔贡，当阳县人，乾隆三十二年任广东仁化县知县。是志成书后，苗肇岱迁任他地，未及授梓，稿藏县尊经阁，“国朝当乘自康熙八年焕然一新，然明季余氛未靖，士庶未尽还集，采访虽周，不无脱漏。越今上戊寅岁，前侯苗公率邑先辈博搜密订，已臻大备，未几他迁，不及授梓，抄本贮署尊经阁”[321]。
乾隆五十五年，当阳县廪生曹世焕曾见是志，认为该志虽体例整齐，文辞博赡，然纲目混乱，遗漏不少，“其时纂修者，学博汉阳方深柳也；分修者，邑先达郭章庵、林恬庵两公也。分门别类，体既整理可观，词亦博赡而文，然视国初，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有间矣，且志《建置》遗修学宫，书院杂《典礼》中；志《典礼》，文庙则不该核，关帝尤为简亵；传《循吏》，参以谕，虽古官师不分，然后世设官设师，儒吏分途矣；而表止《沿革》；《学校》中或错落，《列女》不另门析类，杂而无纪，旧志各论多摈弃，《户口》《田赋》未入编，诸如此类难言完善”[322]。
即便如此，是志对乾隆五十九年《当阳县志》的编纂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二十三年续修未梓姓氏，苗肇岱、方璲、郭孙俊、林可法。未梓。录其姓氏，不敢掠美也。今志多模范续修志稿，更定者不过十之三，余皆补析耳。惟各类前后论删易实多，窃意当年未经论定。九原可作在今日，亦必有去取也”[323]。
（二）远安县(https://www.xing528.com)
顺治四年《远安县志》，周会隆纂修。周会隆，字梅庵，崇祯三年举人，濮州人，历任远安知县、建昌府同知，著有《卧游草》《山野经济录》《为人金鉴集》，“周会隆，字梅庵，年十八中明崇祯庚午科举人，阅十五年，本朝定鼎，授湖广远安令，县在万山中，时当荒乱，贼众依山盘踞，百姓寥寥，公多方招徕，年余得一二千家。贼众不时剽掠，公战守交严剿抚互用，历三载，元凶授首，境内乂安，上官嘉其才能，交章荐之，升建昌府贰守，寻解组归，无志仕进，安于恬退，家居惟琴书自娱，启迪后进，嘉言懿行，足为模楷，所著有《卧游草》《山野经济录》《为人金鉴集》藏于家”[324]。
除万历时刘顺时所修《远安县志》外，前志尽毁，“邑之有志旧矣，一修于刘君顺时，再修于孙君自强，兵燹以来俱付祖龙之余熖矣。继起者易为力，创始者难为功，即欲奋笔丹黄，颇事采缉，为异日粉本，而流风阗如，又安从得乎？嗣是二志往来于予胸中者。再易岁，一日有持家藏刘君志一册见示者，
然曰先贤风流之不坠，其赖兹一线也”[325]。是志成稿刊行，然遇顺治十一年远安大水，是志亦毁。“清兴，周公会隆来宰是邑，旁求遗志于残缺之余，则县志湮没而无传矣。且周公当抢攘之秋，外治武备，内修文事，可谓戛戛乎难之。亡何，甲午之水没其藏板，令周公数载苦心，付之东流。惜哉！”[326]
本书所列一百多种清代散佚旧志，尚不能完全判定为散佚，不排除基层图书机构和民间藏书者有所收录。当然，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还可能判定出一些清代湖北曾经纂修、但由于种种因素而散佚者。但上列一百多部散佚旧志，为搜集清代湖北旧志提供了指向参考和基本线索。同时，将散佚方志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湖北地区现存方志结合，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清代湖北方志编纂谱系，从而进一步深化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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