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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派理论专著:章学诚及其努力提高目录学术价值的主张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著作校雠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他的主张,有助于提高目录的学术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章学诚不满意当时的目录学,轻蔑地称之为“甲乙纪数之需”,视为俗学。为了在目录学中贯彻刘氏精神,最初章学诚认为应该在形式上宗刘,这就是废除行之已久的四部法,恢复七略法。章学诚为了在目录中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宗旨,竟不顾客观形势的需要,企图废弃行之已久的四部法,恢复被淘汰的七略法,显然行不通。

目录学派理论专著:章学诚及其努力提高目录学术价值的主张

著作«校雠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和优良传统。在文献分类、编目、著录等方面,他主张书目分类体系及类目设置应随学术的发展和图书的变化而变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方法。他的主张,有助于提高目录的学术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在章学诚时代,校勘学己与目录学分道扬镳,王鸣盛、金榜等人已经打出了目录学的旗号,作为合校勘和目录为一体的校雠学不复存在。章学诚不满意当时的目录学,轻蔑地称之为“甲乙纪数之需”,视为俗学。他著«校雠通义»一书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以正俗学。他的校雠学论述的正是目录学的方法理论,其“校雠心法正代表着这一时期我国目录学方法和理论中的最高成就”。然而,他的理论只能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特征的这一目录学派的集大成,而对以检索、排架、储存图书等等为功用的目录学,他是不屑一顾的,正是为了和它们相区别而将其理论命名为校雠学。宗刘、补郑、正俗是章学诚的目的,也是其理论的特色。

章学诚提出目录学应以探讨学术源流,考究其得失为宗旨,“校雠之义,盖自刘氏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刘歆的目录著作«七略»体现了考辨学术之意,为目录学之楷模。他认为要探讨学术源流,必须上溯三代学术之源,下循三代以后学术之流,然后究其得失。夏商周三代,学在王官,官守学术合而为一,书籍由职官掌管,“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图书按职官的不同而形成自然分类法,“«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三代以后学在天下,官守师传分为二途,书籍散乱,于是目录应运而生以整理图书。目录著作理应阐明学术流别,“然自有著录以来……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只有刘氏父子深明三代官师合一之道,其目录著作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其每论一学术都能循其流而溯其源,辨其得失。如«七略·诸子略»将诸子分为九流,每论一流都考察其渊源所自,“必云出于古者某官之掌”,条其流别,“其流而为某家之学”,论其得失,“失而为某事之弊,条宣极究,隐括无遗。”然而刘氏以后,学者将目录视为“纪数簿籍”,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宗旨早已湮没无闻。对此,章学诚痛心疾首。他决心高举宗刘旗帜,弘扬刘氏之学。

为了在目录学中贯彻刘氏精神,最初章学诚认为应该在形式上宗刘,这就是废除行之已久的四部法,恢复«七略»法。他指出四部法取代«七略»法失掉了刘氏目录学精神,是不可取的,而四部法最大的弊病是其不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七略»法是以分类来整理图书,而四部法则是以图书扰乱了分类。鉴于此他决定废四部而复«七略»法。针对人们所说的«七略»不得不变为四部的种种理由,他一一予以驳斥,他说人们认为四部法必须取代«七略»的理由,无非是史书已从附庸蔚为大国不能再附于“春秋”类,文集日繁应创新类,诸子零落,以致失传,类书、史评、史抄纷纷出现,旧有的«七略»法无法以包罗,故不得不变为四部法。但是这些都不成其为理由,后世多出的图书都可根据«七略»精神,依据其学术性质附于相关的类目中。如文集,可根据作集人的学术思想,确定其为某家之学,则韩愈儒家柳宗元为名家,推为诸子之流别,“附其目于刘氏部次之后”。这样棘手的文集问题就解决了。其他的如史评、史抄之类皆可依此法而行。如此则恢复«七略»法毫无困难。(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四部法代替七略法是图书发展的客观要求。章学诚为了在目录中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宗旨,竟不顾客观形势的需要,企图废弃行之已久的四部法,恢复被淘汰的«七略»法,显然行不通。他在理论上的错误是将分类法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所谓“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不管图书发生了什么变法,分类法应该以不变应万变,不能相应地加以调整。

后来章学诚认识到四部法代替«七略»法是无法挽回的事实,“«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修正了以前的看法,认识到史籍日多不可再附类于“春秋”,名墨之学寥落不必独立分部,文集、史抄、史评、类书等纷纷出现,这些«七略»法无法包容,“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而,尽管他承认四部法的合理性,却没有放弃目录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为了弥补四部法不能考辨学术源流的缺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主张对四部法作些修补工作,进一步完善这一分类法。这就是不在形式上宗刘,而是实质上宗刘,即将刘氏精神贯彻到四部目录中去,他说:“«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他是从三个方面完善四部分类法的:一是编写叙录,二是采用互著、别裁法,三是在图书著录顺序上体现即器明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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