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同皎谋刺武三思一事，以往学界关注甚少，然仔细剖析其内在动机与外在环境，实有不少未发之覆。志云：“时德静郡王武三思怙宠专威……公又阴赂死士，誓将屠之。其日事泄，翻致诬构。”墓志记述甚略，而史籍所载则较详，兹述事件梗概如下：神龙二年（706）三月，王同皎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憬等人潜谋，欲招集壮士，期以则天灵驾发引时劫杀三思。然密谋却被宋之问等告密于武三思，并奏于中宗，最后以“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之罪斩同皎[38]。此事见于两《唐书·王同皎传》等诸史籍，唯《资治通鉴》采《朝野佥载》之说，云王同皎欲谋劫杀武三思一事子虚乌有，乃宋之问等人诬告[39]，墓志则证明王同皎谋刺武三思一事当确为史实。
王同皎谋刺武三思的动机是什么？志云武三思图为不轨，史籍则称武三思与韦后奸通[40]。事实上，中宗朝武三思干政本由“李武政权”性质决定的[41]，中宗对此默许而无异议，而宫闱失礼之事在唐代极为正常，亦无足为怪。要之，所谓“图为不轨”或“韦武奸通”，均只是事情的面相而已，实则另有隐情。
众所周知，自中宗复辟以来，韦后一直抑制非嫡出子嗣，谯王重福在神龙元年（705）二月即被贬为均州刺史，节愍太子重俊亦为韦后与武三思所轻，以致在景龙元年（707）铤而走险，发动政变。定安公主非韦后所出，其地位较韦后所出之长宁、安乐两公主犹低。而王同皎作为陈亡后北迁侨姓士族，本不隶属关陇集团，其家族至唐时已式微。虽同为驸马，王同皎的地位既不能与隋观王雄之后、长宁公主（韦后出）驸马杨慎交相比，亦不能与安乐公主驸马武崇训以及新都公主驸马武延晖相媲美[42]。中宗复辟后，初授王同皎右千牛将军，旋即改任光禄卿，两职的品阶虽同为从三品，但前者掌宫殿侍卫及供御之仪仗，十分显要；而后者掌邦国酒醴膳馐之事，职轻而官浊[43]，可见王同皎明显受到了压制。诚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王同皎的谋刺行为与其性格及政治抱负有关（此问题待后文再述），但主要还应考虑上述同皎之政治境遇。
王同皎的合谋人除上揭之张、祖等人外，可考者还有杨执一。杨执一是武则天外家、隋观王杨雄之曾孙，也是韦后女长宁公主驸马杨慎交之从叔。杨执一因诛张易之功，累至右金吾卫大将军[44]，其在两《唐书》中均有传，但所记生平事迹皆甚简，而《杨执一墓志》则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杨执一）为武三思所愬，出为常州刺史，后转晋州，又潜与王同皎图废韦氏，复贬沁州。[45]
又据《唐杨执一神道碑》：
驸马都尉琅琊王同皎，□贤地切，休戚图深，安刘之策未遂，钟室之灾先及，吏扇纷狱，公陷关通。[46]
志文与碑文虽一直笔、一曲笔，但所言均指杨执一与王同皎合谋一事。照常理，杨执一与韦后、武三思的关系应较密切，但实际情况却是双方充满敌意，究竟原因为何？种种迹象表明，杨执一与武三思的对立面张柬之、杨元琰等关系匪浅。新出杨执一母高惠墓志的题撰者为神龙功臣杨元琰之子杨仲昌[47]，这体现出杨执一与杨元琰两个家庭之间交往密切。杨元琰一直愤恨“诸武擅权”，而又与张柬之感情甚笃[48]。或许因为杨执一与武三思的对立面关系密切，才会被武三思所愬，并遭贬官。(www.xing528.com)
史籍除记载王同皎与杨执一共同参与神龙政变之外，就别无两人更多交往信息。然从王同皎从子王丘在开元四年（716）为杨执一夫人李氏撰写墓志来看[49]，王同皎与杨执一之间，乃至两个家族之间应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由于王同皎与杨执一在政治上均受到了韦后、武三思的压制，他们欲扭转仕途上的不利局面，唯有联合起来开展殊死反击。
毋庸置疑，王同皎行刺的目标是武三思，那么史籍所云“拥兵阙下废皇后”是否确为诬构呢？众所周知，韦后与武三思深受中宗信任，乃“李武政权”最有权势者，又以男女关系而沆瀣一气，利益相系。景龙政变时，李重俊虽除掉武三思，但因未能诛韦后，最终仍落得身首异处。试想若王同皎仅预谋诛三思，则即使侥幸成功，恐亦不能摆脱受压制的境遇，且事后中宗与韦后必然会追究，同皎的处境同样极其危险。实际上，尽管史籍语焉不详，但仍可寻觅到王同皎图废韦后的蛛丝马迹。据前揭《杨执一墓志》：“又潜与王同皎图废韦氏”[50]，此为杨、王二人欲图废韦后的一大力证。又，同谋人周憬临死前谓左右言：“韦后乱朝，宠树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其灭亡不久也。”[51]此语亦揭露了同皎等人欲废韦后的最终目的。换言之，王同皎的计划应是先刺杀武三思，然后再谋废韦后。明乎此，则墓志所云“翻致诬构，陷以大逆”并非实情。依唐律，图废皇后确为大逆不赦之行为，可见同皎并无冤情。若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志文及正史的历史书写呢？
睿宗景云元年（710），朝臣议定李重俊谥号曰节愍，太府少卿韦凑上书反对云：
以其斩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讨逆以安君父，则可嘉也，……将废韦氏而嘉之乎？然韦氏逆彰义绝，虽诛之亦可也。当此时也，韦氏未有逆彰，未有义绝，于太子为母，岂有废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废之，是劫父废母，亦悖逆也。[52]
此事对探讨王同皎谋废韦后一事颇有启发。实际上，韦后与驸马王同皎之关系亦为母子关系，未经君父允许而谋废母后，实乃大逆不赦之罪。睿宗继位后，议定王同皎谥曰忠壮，旋在景云二年（711）陪葬定陵；玄宗时又以功臣配享中宗庙[53]，修国史者亦将王同皎系于《忠义传》之中，可见王同皎在睿宗之后已被朝廷打造成了“忠义之臣”的政治形象。鉴于此，正史与墓志对此事的记载就只能曲笔为之，故仅书写王同皎谋刺武三思一事，而谋废韦后则变成武三思等人的诬构之说。
墓志载王同皎被斩于都亭驿之南街。都亭驿是唐代东都重要的政治空间，也是重大政治案件的行刑场所，譬如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就将反对者裴炎斩首示众于都亭驿前街[54]。王同皎被斩于此，可看作韦后、武三思给反对者的一种政治震慑。志云“夏台缧囚，联狱未弊”，可以想象此案涉及面甚广，除上揭王同皎、周憬等人被杀，杨执一被贬外，受牵连的还有张柬之等五王，他们在事发后不久即遭贬官，原因是“与王同皎窥觇内禁，潜相谋结”[55]。按王同皎案发时是神龙二年（706）三月，此时五王皆已被贬为外州刺史[56]，可见他们并未参与谋划。不过，五王本就是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与韦后、武三思的矛盾在中宗复辟之初就已公开化，且素与王同皎关系密切，因此史籍所云五王“通知其情”似并非空穴来风。
要之，王同皎谋刺武三思案看似是一偶然事件，但实际却暗藏玄机。囿于史料，个中缘由与历史细节虽多已湮灭，但却真实反映了中宗朝复杂的政治局势。一方面，由于王同皎、杨执一与张柬之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拥李派”朝臣与韦后、武三思的矛盾。另一方面，王同皎作为中宗驸马，杨执一是武氏外家，两人均可视为李武政权成员，他们与韦后、武三思之斗争亦是李武政权内部矛盾的反映。诚然，以上考证还只是粗线条的探讨，此事是否还涉及皇位继承与统治权力之争等更多隐情，现在还不敢妄作推度。不过，相信随着今后新墓志史料与新证据的出现，更多细节将会呈现在学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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