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北宋其他《春秋》學者一樣，程頤的《春秋》解說中也有着顯明的“尊王”思想。如他解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條云：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1]
于此，《左傳》解釋平王崩之日期，《公羊傳》解釋“何以不書葬”和何以書“崩”，《穀梁傳》解釋書“崩”之義。《公》《穀》雖然從葬期禮制及書法上申明了天王之于諸侯和“民”的尊貴，但程頤另闢蹊徑——從諸侯待王之禮制的角度，認爲天王崩，“四海之內，皆當奔赴”，其推尊周王、維護周王朝中央集權體制的觀念顯然可見。
程頤的尊王思想，很多時候正體現在對周王朝中央集權體制的認可和維護上。再如他解隱公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條時云：
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受命于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2]
於此，《公羊傳》《穀梁傳》皆以公子晉非“正”而不宜立爲說，程頤卻未矚意於其身份是否合法，認爲《春秋》“不與”的原因，在於他未受命于天子先君。所謂“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正顯示出程頤即使面對春秋王綱解紐的現實，仍執著地以王朝集權體制之運行方式來評判《春秋》所涉世事。鑒於晚唐、五代皇權旁落、藩鎮割據、列國分立所留給北宋士人的強烈的歷史教訓，程頤對中央集權體制的推重，實質上表達着他的現實政治訴求。
程頤的尊王思想，還體現在他對“王”的地位的認識上——提出了“王與天同大”說。如他解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時云：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3]
《論語·泰伯》有語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所謂的“天”，指“廣大的蒼蒼之天”[4]。程頤所云“王與天同大”，似意出於此，“天”字意涵亦當相同。在此，程頤一方面將“王”之大類比於蒼天，另一方面又隱含着“王”與古聖王堯的類比，以說明“王”地位之崇高。另外，程頤還從與諸侯甚至夷狄的對比上，申明“王”的尊崇地位。如他解說《春秋》書法云：“《春秋》王師于諸侯不書敗，諸侯不能敵王也；于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5]
程頤對《春秋》尊王、維護中央集權體制之意旨的掘發，是有其歷史認識基礎的。在他現存著述中，有幾條內容相近的對孔、孟時代政治歷史的認識：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6]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義，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7](www.xing528.com)
是認爲，在孔子的時代，周朝典制尚未泯絕，孔子基於這一歷史事實修《春秋》，故“以尊周爲本”；孟子時，七國爭雄，周典已絕，所以孟子有“勉齊、梁以王”的革命說。從“尊周爲本”到勉諸侯爲王，時代不同，君子的救世主張亦異。在這裏，程頤劃分出兩個差異顯明的時代，但前者轉變至後者的界限，後人其實很難清晰地識判。如程頤就提到，有人認爲《春秋》“絕筆後，王者可革命”[8]。具體到春秋時代，難道就沒有或不該出現一些合理的革命因素或跡象？如果有，孔子在《春秋》中是否有所反映？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實質上聚焦在對《春秋》所書周王和霸主的地位及後者之行動的認識與評判上。
在正常的社會政治秩序下，作爲“一方諸侯之長”的“方伯”是周王朝地方上的權力中心。如《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對周王負責，代表王室鎮撫一方。程頤對這些“方伯”的地位和職責是認可的，如他認爲《春秋》所書諸侯國遭受侵略時，諸侯正確的做法是“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9]。其中就有“告之方伯”一項。隨着周王室權力衰落，王綱解鈕，這種受命于周王的“方伯”體制也遭破壞，“方伯”的職位漸被一些勢力諸侯取代。如劉敞曾論述這一轉變云：
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爲之，所以布于眾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彼此而欲自爲伯，故于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10]
是認爲勢力諸侯由與“不相上下者共爲之”時的小伯，漸發展到“專之”而自稱伯。這些自稱伯者，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霸主。霸主的出現，是對原先“方伯”所屬的王權體制的破壞，但程頤在一定程度上又表達了對他們的認可。如他解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於幽”條云：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11]
在此，程頤認可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及其盟會行動。[12]他給出的理由有二：一是當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的歷史處境；二是齊桓公的“仗義”，即前引文中所謂的“挾尊王之義”。可知，程頤對齊桓公霸主地位的認可，乃着眼於他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對王權體制的維護。再如前引程頤就《春秋》而對孔子“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說所作解釋，其評判齊桓公、晉文公的標準也在於他們是否勤王、尊王。這樣，程頤對春秋霸主的認可，其實統一于他對周王朝中央集權體制的認可和推揚。
還需指出的是，程頤推尊周王，本質上是推尊王權體制，非落腳於具體的某位周王。而對於某些周王（如桓王）的“失道”之舉，他予以貶責。如解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條云：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13]
解隱公“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條云：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14]
程頤認爲當時“諸侯不修臣職”，周王（此時桓王在位）當以王法治之，然而他不但不治，而且還時加聘問，是爲“失道甚矣”。可知，程頤貶責周王的依據，仍然是王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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