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朱子的继承和发挥，从南宋末年开始，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逐步上升为居为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深远”[21]。到了公元1241年，程颢被封为河南伯，程颐被封为伊阳伯，均得以进入孔庙从祀。[22]
第一，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对朱熹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朱熹对理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心性论为例，程颢和程颐提出了以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为特色的性理研究新范式，完成了自身理学心性论的建构。这一研究范式的确立，使得个体成就圣贤的价值依据、现实可能都得到了论证。程颢和程颐的人性理论“在对先秦人性论思想资料进行重新阐释与发挥的基础上又立足于其理气观加以综合与理论上的提升，在思维水平上有所突破，为此后许多理学学者所认同”[23]。
朱熹一方面肯定了二程心性论的价值，说：“‘性即理’一语，直自孔子后，惟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24] 另一方面，朱熹对二程心性论中未能论证“性”与“理”何以能够一致的缺憾，也有明确认识。朱熹认为，太极是总体意义层面的天理，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25] 从易学来看，太极与阴阳相对应；从理学来讲，理则与气相对应。在谈及太极、理与阴阳、气的关系时，张立文先生说：“太极与阴阳对称，理与气对称。”[26] 可见，朱熹“肯定太极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且太极在于天地万物之内，阴阳二气通过流转进而转变为人性，从而无所不在的太极（理）与阴阳之气（性）实现了结合”[27]。这样一来，朱熹就为二程的本体论做了宇宙生成论方面的论证，使其更为坚实可靠。因此，钱穆先生才会说：“程门虽极尊《易传》，然终不足以光大程学。朱子于《易传》虽多持异议，而程学之光大则终赖焉。”[28]
第二，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www.xing528.com)
姑且不说谢良佐以觉训仁，就是受了程颢的影响，罗钦顺、湛若水和王畿等人也吸收了程颢的思想。罗钦顺对程颢的思想非常推崇，说：“愚尝遍取程朱之书，潜玩精思，反复不置。惟于伯子说，了无所疑。”[29]在罗钦顺看来，程颢所追求的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就是天理的自然表现。湛若水也受到了程颢思想的影响，说：“仆因言学者欲学象山，不若学明道，故于时有遵道录之编，乃中正不易之的也。”[30] 湛若水认为，陆九渊不如明道。此外，王畿对良知的解读，也体现了程颢思想的影响。王畿说：“良知者，天地之灵气，原与万物同体。手足痿痹，则为不仁，灵气有所不贯也。”[31] 在程颢思想的影响下，王畿在阐述良知时，也以手足痿痹来讲仁。
相对而言，程颐的理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要大于程颢。经由朱熹的发挥，程颐的理学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获得了官方的认同和推广。黄宗羲对此有明确认识，指出：“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32] 黄氏所言甚是。从南宋起，程（主要是程颐）朱理学成为官学，对官府、士林和普通民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三，程颢和程颐对秩序重建的探索，也在宋代之后结出了果实。
一方面，在维护社会秩序、关心民众利益等方面，经朱熹发扬光大的理学，不仅对古代中国有影响，而且对古代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理学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扼杀新思想、压制民众的反抗等方面，理学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沉重的负担”[33]。例如，理欲之辨的提出，原是为了约束君权、造福民众。然而，在政治现实中，这一观点却容易异化成压制民众正当欲求和侵犯民众合法权益的武器。再如，从理论上讲，虽然程颐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初衷是为了约束男女双方，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观点却变成了压制妇女、漠视妇女权益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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