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泽厚的“情本体”
长期以来，李泽厚致力于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自尼采以后，后现代哲学“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有人强调“过把瘾就死”，追求一时的享乐，但其实，过把瘾之后人还活着，那怎么办？人怎么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活”成了李泽厚“情本体”哲学的第一个问题。李泽厚认为，后现代哲学，表现了目前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困境：一切都撕破了，一切规则都打破了，“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没有什么整个的人类，也没有什么整个的个体，连自我都没有了。那么，到底如何活下去？如何对待自己的命运呢？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正是“情本体”提出的前提环境，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又是哲学自身的。这里的“情本体”是指“最后的实在”，是本源、根源。“情本体”哲学构想主要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它的背后就是“天地君亲师”。李泽厚认为，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是心理情感原则。“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２］１７９在李泽厚看来，后现代因为“上帝死了”便彻底否定理性的规范、秩序，免不得走向动物性。建立在动物生理性欲求基础上的人的情感，应该是从由理返欲的后现代再向前走一步，“情本体”想指出的就是这个方向，它是日常生活的生物欲求中渗透融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闲愁最苦”（畏）和“何时忘却营营”（烦）成了人存在的状态。怎么样克服“畏”和“烦”，成为李泽厚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思考的重点。为此，李泽厚试图用中国传统来融合马克思（人是目的）、康德（把他的先验理性改成经验通过历史累积变成），也包括海德格尔的东西（要把他的空的理论填入现实的、日常的人生），并用中国传统来丰富它。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一个世界，一种生活”，“情本体”就在当下的心境中、情爱中、“生命力”中，也即在爱情、故园情、人际温暖、漂泊和归宿中。李泽厚主张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代替那空洞而不可解决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碎片”“当下”。如何感伤过去，珍惜此在，如何领欲入情，既不是以理空欲甚至灭欲的“心性”，也不是纵情排理的“当下即刻”，便正是由后现代转入现代哲学而选择命运、决断明天的最佳途径。“情本体”内推“审美代宗教”，解决海氏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用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消化海氏的“畏”和“烦”；外推“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然而，在中国由传统的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时期，过分强调“情”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李泽厚本人也承认，现阶段不宜多谈“情本体”。毋庸置疑，李泽厚强调以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为基础构建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并重视人的个性发展的哲学思路，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张立文的“和合学”
“和合学”哲学体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所创建。“和合”缘起于《国语》境域的和生意蕴，旨在用和爱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价值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人文、道德、信仰、智能），用“和合起来”的爱智乐章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创新的爱智序曲。“和合”的主旨是“生生”，而“和合学”则是对“生生”之理的追求。张立文说：“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求，即诸多差异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及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当然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说，即生生哲学。”［４］８７很显然，和合学中的“生生”体现了整个宇宙处在变化日新、大化流行的过程之中。生生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反映了张立文构建和合学的创见。按照张立文的构想，“和合学”是对传统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创新和转生。依照和合学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转化为“地”的生存世界、“人”的意义世界、“天”的可能世界，转天、地、人的空间次序为地、人、天的思维逻辑次序。以生存世界的活动变易和合学，意义世界的价值规范和合学，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和合学，构成和合学的总体框架［５］。和合学所成和合三界可以分为六层：和合生存世界的境与理，和合意义世界的性与命，和合可能世界的道与和。和合三界和六层是立体性的整体贯通，其又差分为同一世界内部纵向层间贯通、三界之间横向界际贯通两类贯通机制。张立文认为，和合学内在层间转换和界内流行以及界际转换和跨界贯通，达到和合学三界贯通无碍，通则上下、内外、左右、表里无有不通；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无有不通；通则透，透则相对相关；然后能生，生则能合，合则和，便是太和。太和通达最优美的和合境界［５］。“和合学”是从世界哲学视域以观五大冲突危机，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化解原理。“和合学”是以《易传》的“生生”为逻辑起点的，其整体建构又再现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和合学乃中国哲学的创新形态。它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以及当代哲学资源，它自己敞开自己，海纳百川，使自己置身于和合的怀疑之中［５］。因此，该哲学体系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第一，张立文过分注重论证三个世界内部及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对本体世界的论证，使得张立文的“和合学”体系，自始至终似乎都在把“方法论”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６］。第二，张立文宣称，和合学旨在化解一切基于二元对待的冲突和危机，用生生法、创新法、意境法区别于传统的求一法、对立法和写实法等。但张立文并没有对自己的方法论与传统方法论进行详细的优劣比较。第三，张立文哲学体系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的元素显得不够明晰。
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
成中英试图“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重建中国哲学”，致力于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受蒯因（Ｗ．Ｖ．Ｏ．Ｑｕｉｎｅ）的影响，成中英融合中国哲学以及西方诠释学的传统，将“本体”与“诠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论建构模式，即“本体诠释学”。他利用“说明、解释、理解”的诠释学对中西哲学进行语言、概念、范畴、逻辑的沟通，试图为中国哲学找到一个现代化的途径。在成中英看来，中西哲学的差异一方面是方法学的差异，另一方面是本体论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不重视方法，而是重视综合直观、知觉与体验本体思想。可以说是纳方法于本体体认之中。西方人自古希腊开始就追求理路分明独立于经验之外或经验之上的实体对象，故视理性方法与规则为达至真理与真实之路。因之，它是一种纳本体与方法认知之中的思考方法。中西传统哲学在本体论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中国哲学的思想特征是本体诠释（自本体的诠释），它的主体是以人为中心，诠释人所面临或经验到的现象。传统西方哲学的思想特征是诠释本体，它以客体的对象为本体来进行理解、说明与解释，重点在客体，故对如何认知本体及本体的性质如何，构成诠释的主题。西方传统本体论的缺陷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表现，没有人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本体论主要局限在封闭的主体意识决定的本体意识之中。成中英认为，要建立中国诠释学必须认识本体诠释学的主流和大体，也就是重视本体思考、纳方法于本体之中的易与道的本体思考方式。在系统分析中西哲学本体论差异及其当代转向后，成中英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易经》与西方文化整合基础上的“本体诠释学”，并对本体予以新的界定：“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历史性，是时间性，是内在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本体”因之是包含一切事物及其发生的宇宙系统，更体现在事物发生转化的整体过程之中。因而“道”之一词是本体的动的写照，而“太极”之一词则为本体的根源涵义。就其质料而言本体是气，就其秩序而言本体则是理。显然，这些中国哲学词汇都有内在的关联而相互解说，形成一个有机的意义理解系统。该理论的提出，旨在找到东西方哲学的会通点，是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尝试重建中国哲学，这是成中英对中国哲学重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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