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政治思想：儒家伦理与统治者的责任

二程反复论证的理或天理，目的在于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永恒性作辩护。从天理的不变性和逻辑性证明按儒家思想构成的封建的社会制度、伦理秩序的永恒性。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得到从南宋到元、明、清各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法先王。二程虽然承认夏、商、周三代的变化，是“因时而立政”，各是一法，但因他们坚持理的永恒性，宁说封建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改变的，“惟其天理之不可易”（第452 页）。又说：“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第174 页）在他们看来，三代之法，是顺乎天理的，是合乎天理的王道，永远不会变。三代以下，是不合乎天理的霸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提出要恢复三代之治和三代之法。程颢说：“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第129 页）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程颐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中劝皇帝要恢复三代之治。他说：“法先王之治，稽经典之训，笃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结之弊，为生民长久治安之计，勿以变旧为难，勿以众口为惑，则三代之治可望于今日也。”（第522 页）由此可见，为了捍卫天理观，要恢复三代之治，无疑是一种复古的历史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君臣之位永不可改变，他们在天理观的指导下，认为君臣的位置是天理决定的，永远不会改变。他们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第77 页）又说：“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第125 页）在二程看来，天下所以有君子，有小人，有人为君，有人为臣，这都是天理定的，不可改变的，具有自然的合理性。换言之，天理证明了“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地位永远不可改变。(www.xing528.com)

在君尊臣卑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时，程氏兄弟对变法极为不满。“新法之初，首为异端”的是程颢，他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四日和四月十七日的《谏新法疏》和《再上疏》中说：“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第458 页）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一文中描写程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情况时说：“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第634 页）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且在学术上也对其进行攻击。有一次宋神宗问程颢王安石的学问怎么样，程颢说“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泻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此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第17 页）。这就是说，王安石既然没有周公那样的盛德，又何必去当宰相呢？二程就是这样从不同的方面对王安石进行攻击的。

重民厚道。二程在论述英雄人物的同时，也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可小视。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统治者根本看不起人民群众，但为了统治阶级的长久利益，也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程颐说：“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第175 页）这里讲的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及士兵的作用。正是这些庶民的作用，才使得人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安全的保障。宋仁宗治平二年（1065年），程颐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中提出：“保民之道，以食为本。”（第520 页）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第531 页）这就是他们顺民、厚民和安民的“三本思想”。二程认为作为统治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不误农事，不乱派劳役等。二程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作用，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