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责任伦理：社会责任论时期的思想

19世纪后，西方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都市化三大革命相继发生，促使社会变革、个人日趋社会化、报业逐步商业化。在此情况下，社会价值与道德标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开始大放异彩。

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并进一步确立了经济上的支配权。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有新旧两大劲敌，既要对旧的封建制度残余保持警惕，并不遗余力地根除，保证来之不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得以不断巩固和壮大，同时又要小心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要受到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势力的冲击。在双重压力之下，资产阶级逐渐从革命走向改良路径，对经济自由的偏向也逐渐代替了之前对政治自由的追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都市化进程、教育普及以及传媒技术的革新，为市场化的廉价报纸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廉价报纸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如标榜超党派和独立性，经济上不依靠政党津贴，以广告收入为主，在新闻报道内容上广泛刊登社会性新闻和知识性文章，在经营管理上用广告收入贴补经营费用。

在17-18世纪，英国的普通印刷机每小时只能完成200次印刷，而到了1830年后，蒸汽动力运用到印刷产业中，霍氏滚筒印刷机开始出现，经过改进，印刷速度达到了每小时4000次。1890年，经过多次改良的转轮印刷机更是将单台印刷机生产速度提高到每小时48000次，这成为媒介大规模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大众传媒生产、制作和传递信息，就像工厂铸造规格型号千篇一律的产品一样，只不过标准化生产的信息是传入千百万人的大脑，而工厂的成品则是销售到千家万户去使用。实际上，传播媒介也相当于一个思想的加工厂，将所有的信息刻上相同的印记，以几个标准化的副本或‘事实’为加工元素，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从而被众多消费者购买使用。”^[32]

19世纪末，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一股反对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势力，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非理性主义宣传和鼓吹人的意志、直觉、欲望、本能和潜意识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叔本华、尼采更是将这种唯意志论宣扬到极致。叔本华的哲学观点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悲观论和意志高于知识，他提出人的本质是意志，而不是理性。意志决定理性，意志既是人的本质，也是世界的本质，强调意志成为20世纪哲学的主要特征。

承接叔本华思想的便是尼采。在尼采看来，意志的力量甚于一切，他认为：“我按照一个意志所能做出的抵抗的量和它所能忍受的痛苦与折磨的量来检验它的力量，并且我懂得如何对它因势利导。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存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怀着希望但愿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比向来更罪恶、更充满苦痛。”^[33]

此外，在经济上，凯恩斯主义开始逐步代替古典经济学派，成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学思想。以往的古典经济学派一直提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和自行调节经济活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进入20世纪以后，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使经济进入到长期萧条并导致工业生产倒退和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要介入到经济发展中的新理论，被称为凯恩斯主义。1933年，罗斯福的“新政”改革，使美国经济迅速走出危机，同时也为凯恩斯主义取代古典经济学奠定基础。

这些新的哲学和经济理念的出现，开始逐步消解传统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赖以成立的对人的理性的认识。媒介的垄断与集中，导致个人进入传媒行业的门槛不断提高，媒介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精英的代言人；自由而公开的思想市场受到侵害；黄色报业的泛滥，更使媒介成为逐利的工具；媒介的标准化、规模化、工业产品化，使媒介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和主体性。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环境，面对无法解决的各类问题和困境，深深陷入了理论危机之中，新理论的提出势在必行。(www.xing528.com)

在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中，“观点的自由市场”“自我修正过程”是其核心观点，主要的哲学基础和根源是基于人的理性和自然权利的认定。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传媒技术的进步，媒体进入到工业化和产业化的浪潮中，成为充满商品气息和市场垄断的工业化产品。

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中的核心理念——“观点的自由市场”逐步瓦解。在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报纸时期，人们买不同的报纸，希望看到的是对同一事件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而在工业时代，大众媒体进入了空前繁荣却垄断加剧的阶段。以美国为例，1883年普利策《纽约世界报》的出现，标志着廉价报纸取代政党报纸成为报刊的主体。从1870年至1900年，报纸数目增加了三倍，销售量增加近6倍，周刊数目增加了2倍。到1935年，全国63个报团，控制了全国328家日报，占全国日报总数的17%，而发行量却占到全国发行总量的41%。报刊经营全面转入商业化轨道，从而形成一条“90年代的分水岭”，它预示着资本主义“新闻事业进入现代化的时代进程已经完成”。^[34]

报业的繁荣带来的不是“观点的自由市场”，更多的是成千上万份观点和立场趋同的新闻商品，越来越多的媒体被集中、垄断，并掌握在少数资本集团和精英的手中，“逐利”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媒体的首要目的。垄断集团凭借雄厚的实力，纷纷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导致报业市场的进入门槛迅速抬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想通过创办报刊来实现新闻的自由，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权利。“观点的自由市场”越来越变成了少数财阀和精英的自由。

社会责任论的主要标志是哈钦斯委员会出版的《自由与负责的新闻界》。194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牵头，邀请了除新闻界之外的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人士，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和研究。在经过两年多的对各种媒体的调查之后，委员会对目前新闻领域的种种问题和现象进行梳理和分析，提炼出以下一些问题：“新闻单位数目的减少把多样性降低到了怎样的程度？单位数目的减少是否降低了有话要说的人接触受众的机会？传播领域追逐权力和利润的斗争是否已经到了损害公众利益的地步？由于成为了大商业公司，新闻单位是否已经失去了其公众代理人的性质，并制造出一种共同的偏向——对大投资者和大雇主的偏袒？在目前的危机中，新闻界能否承担以下作为其基本工具的责任：维系一个国家的以及一个由寻求理解的各国所组成的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如果不能，它的未尽责任是否会剥夺它的自由？”^[35]

在对新闻媒体的调查和追问中，“承担责任”成为西方社会责任传播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中，对人的认识更多是一种因饱受封建专制而对自由的渴望、对理性和真理的追求，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更为强调对人的权利的争取和解放。而在社会责任理论时期，人们开始反思新闻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重新思考“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哲学基础，认为要在享受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论的伦理核心是道德责任。19世纪中后期西方报业的大众化，报业经营的全面商业化，标志着西方的新闻媒体逐步从政党报刊时代转向廉价报刊时代。黄色新闻的泛滥，煽情主义、犯罪、丑闻盛行，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等等，严重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和心理承受能力。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强调的新闻自由权利，被商业时代的新闻商业巨头们滥用在了对金钱的追逐上。在日益集中和垄断的媒介传播和利益表达上，社会和公众需要的是一个自由但是对社会负责的新闻界，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是响应当时的要求而生的。社会责任论的提出，与传统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相比较，是对道德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化。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由于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多强调人的一种自律性，在强调人的自由的同时，对人的理性给予充分的信任，相信真理能够在自由的市场上取得胜利；在道德的遵守上，更多体现一种自我的约束。相对于自由主义理论下的道德，社会责任论下的道德不是强调一个人自己的义务，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社会动物，人对于他的同伴们负有义务，道德不是对于一个人的义务，而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义务。^[36]

社会责任论中对于责任义务的阐发，在新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把新闻自由主义上升到更高的道德层面。它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全面否定，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开辟的一条新的道德路径，是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修正与补充。社会责任传播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媒体与大众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矛盾。但是，社会责任论的思想基础依然是自由主义，依然是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无法改变西方媒体本身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无法真正解决在新闻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