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儒家：致中和与伦理道德

◆与儒家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无出其右者，虽然它的影响力却与法家不可同日而语。法家的影响之大是无法形容的，上到皇帝，下到贩夫走卒，都或多或少的染上了法家帝王文化的毒素。但是人们往往不把帝王文化作为文化，似乎都是作为权谋来对待。法家为什么不能成为显学，因为皇帝怕老百姓都学会了，所以自己偷着学习。真正具有文化色彩的当然是人们公认的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这三大传统文化之中，释道二家虽然被大学者们和儒家并列一起，但其分量还是不一样的。佛教主要在民间，历史上皇帝虽然几度曾兴佛。道教则体现为亚文化。只有儒学，可谓无孔不入，上有皇权支持，下有百姓膜拜。既有典籍四书五经，又有文物，全国有多少个孔庙，真的难以统计。

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一样，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历史统治者当民族危机、政权危机时，可利用“儒学”忠君爱国；当天下大治、太平盛世时，可利用孔子、孟子“节用爱民”维持统治。儒学两千多年来处于显学地位不足为奇。

那么，儒学积极方面有哪些呢？择其要者有积极入世、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人际和谐、中庸之道、重孝、重气节、重名誉、守信重诺、修身自立、天人合一等等。

儒学的消极面也不可轻视。维护君权至上的统治，政治上认为做官必须以身作则，靠道德觉悟就可以治理天下，我们把这些叫做伦理政治，或者叫做人治。主张等级制度，尊卑身份。厌恶竞争，主张虚假和谐。忠于君王，一般条件下维护君主的最高利益。

儒家的积极方面，有些内容不见得全是积极的，如人际和谐、中庸之道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孝道也如此。

特别是儒家的人治，对中国影响非常深远。这一条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权力本身的腐化功能使人治无一获得成功。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这也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对中国几千年的士人、平民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影响自不待言。他在13岁左右，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4岁这一年，少年周恩来在那篇著名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2]的使命。15岁时，给同学郭思宁同学题词，“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3]岁的周恩来和几位好同学策划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开始政治实践。这一年春，他写的《春日偶成（二首）》，^[4]以忧国忧民之情，歌颂张良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表现出对暴政的反抗和对时局的隐忧。同年，他在《尚志论》这篇作文中开篇讲“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班超投笔从戎之志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侯忠心事汉之志也。”^[5]认为人必先立大志，才能成大功，并且立死而后已之志。同年又多次讲演、撰文、鼓吹储金救国。在一篇作文中，又写道：“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庄之徒，与世何有”，“墨翟之流，无补于大。”^[6]青年周恩来这种积极参与，以国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贵和尚中是儒家精义之一，这一精神对中华民族影响十分深远。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为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类似现在人们讲的包容、宽容、吸纳、融通，“同”是贬义的，类似现在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等。史伯的意思是和谐才能发展事物，同流合污是不能连续发展事物的。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得到平衡，才能够使物质丰盛成长起来。

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就是儒家追求的大和（“太和”）境界。到孟子时，则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人和”思想。他提出的人和是指人民之间的团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协调互睦，不至于总处于紧张的争斗之中。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也要亲和才符合道的标准。

“贵和”和“尚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天地万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发育、发展。儒家在追求这种“致中和”的理想状态，认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不走极端，这样才能实现天人之间、人际之间的和谐。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在处理社会纠纷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大中至正的立场上，超然一些，不能偏袒一方，镇压一方。

儒家“贵和尚中”当然也有消极面，这就是压抑竞争，消弭质的巨变。世界上的事物在一定时间内要冲破旧的“和谐”，向新的“和谐”过渡，在巨变时代，允中、贵和就会成为事物前进的阻力。

周恩来一生中，非常恰当、充分运用了“和为贵”的积极方面，他特别是在党内，一贯反对无原则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对犯错误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斗争很不正常，他受到共产国际米夫等人的错误打击，但他“相忍为党”。他清醒知道，这时党的分裂会给革命造成致命的损失。在“反冒进” 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人们一次又一次误解，被批评为“和稀泥”，但他不以为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尽全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党的统一，不使党出现分裂。这一点，仅仅是党性的要求吗？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接见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时说：“中年嘛——尽管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7]显然，这种潜意识中，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长盛不衰的“和为贵”的文化基因。

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学说在中国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重要地位，而在儒家学说中则处于中心地位。在中国小农自然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中，伦理道德至上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哲学、理性、政治需求、个人设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文化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道德文化价值体系抬高到如此至高至上的地位。也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像儒家道德体系这样庞大系统。当然，儒家伦理对世俗的影响力、制约力也没有任何学说能同它相比。周恩来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很深，这在伦理人格的章节集中阐述。

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养育了一个君主集权政体，这种君主集权政体虽然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不可否认，这一政治体制形成之后，又成为超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它几乎无所不能，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利，在等级制、宗法制的整合下，各种大权又集中于皇帝一个人手中。这就是史学家称之为的“东方专制主义”。(www.xing528.com)

在维护这种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外，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就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是尚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反映。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繁荣丰产，朝廷的赋役才有保障。如果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国消君亡”就难以避免。

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统治者节俭，不使百姓违背农时，爱惜人力、地力。希望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对民本主义作了经典发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比较了三大价值系统，大胆地将“民”放在最高的价值系统里面，而把君放在最低的价值系统里。这比荀子、唐太宗把君与民比作水与舟的关系要深刻得多，勇敢得多。孟子是最有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大师。非常遗憾，周恩来在建国后并没生活在一个现代的民主体制国家中。尽管在国体上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但在政体上，仍然存在封建体制的巨大阴影。因有毛泽东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仍然存在“君”、“社稷”、“民”三大价值系统。可以说，当时没有谁能在理论上，实践上区分出这三者的不同，而绝大多数人确百分之百相信三者利益的一致性。——政权是人民的，领袖是人民的。

“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非常时期，周恩来对那些狂热的红卫兵们耐心工作、不让他们到工厂、农村去造反，要让工农第一线照常生产。当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煽动红卫兵大破“四旧”，全面夺权时，周恩来在同一场合却教育红卫兵们“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竟让红卫兵去帮助秋收。在其他场合，他曾痛斥那些造反“英雄”们：没有煤，没有钢铁，你们喝西北风。

儒家对于人格的塑造是非常重视的。周恩来1916年写了一篇《我之人格观》，是他集中阐述人格的文章。他突兀地提出说，世界上有一个“大物”，这个大物有时候“张”，有时候“隐”。

“张而广之，天地莫能容；范而羁之，方寸无不备。现则世界承平，家国齐治，社会安良，亿兆之幸也；隐则奸究立朝，盗贼蜂起，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息，水旱频仍，群黎之祸也。”周恩来继续阐发“大物”的隐，会产生：“大物之退， 已避三舍。 乡愚蛮貊，拜火礼物之教兴。桀、纣、幽、厉、秦皇、汉武、拿破仑、路易之君出，于是宗教厄矣！政纲隳矣！不仅此也，王莽称新，曹丕篡汉，司马之立晋，赵氏之建宋，元清入关，朱明称帝，以及欧洲之中世，各以其奸诈之术，欺压之力，蒙蔽上下，愚弄黎元。贤圣之人，于焉俱斩。”^[8]

周恩来写作能力非常强，手法巧妙，前面大力铺张，尽力渲染。接着忽然提出，什么是“大物”？答道：

“盖今日之大物也，噫！是何物欤！其生死存亡关系于人类若是其重哉！ 曰：是常道也。张而广之，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 回之十诫，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原来，大物是儒教、基督教、佛教、 回教的仁、义、礼、信、忠、孝、廉、耻，最后，归结为“人格”。前面一千多字的论述就是为了阐明人格。原来是“宗教家之所谓灵也、仁也、德也。统言之人格耳。”^[9]

周恩来进一步阐释，人格是怎么得来的？答道：“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原来人格的造就是依赖“良心”。周恩来例举了古今中外一系列伟大人物的忏悔、做正义事业、爱国、爱民、阐述哲学启发民智，都是为了良心的安宁和实现。

周恩来例举了欧洲大战，黎民涂炭，是“人格之已失”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人格丢掉了，人格不健全呢？周恩来答复：“然追原祸始，罪安归乎！是不得不归过于教育也。”什么人这么做呢，周恩来认为是一些学者的影响所致：“全洲全国风从，亦一般学者之作用，使非数万万人咸趋于无良心，失人格之境不止也。是以欧土学者众多，响应之势亦巨。神州黑暗，遂演成二三子欺瞒之结果。但究其极，均学者之过。学者之过，教育之失旨也。”^[10]

按照周恩来的思路，世界太平，世界大同，必须是人人都有人格，都有良心，而这些都得靠良好的教育。

青年周恩来的人格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良好人格的确立，不仅仅与教育有关，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也有关系。

儒家对周恩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爱国主义、修身自立、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他的影响。这里就不一一论述。理查德·奥伯先生也许说得绝对一些，周恩来“是儒家‘君子’的现代化身，在他身上体现了活生生的历史传统。”^[11]这也许说的有点绝对了，还是听一听周恩来自己怎样说的吧。

1939年3月，周恩来在故乡绍兴视察抗战事宜，毫无拘束地对进步人士曹天风说过这样一段话，“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12]这也许是他对待儒家文化的全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