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贡献：传统文化与流派

◆周恩来与传统文化各流派

周恩来对传统文化各个流派都有所吸收，只是对法家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有大量文字记载的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的作文、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后来零零星星的论断。

从宏观上论述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论文比较多。王绪周盖金香《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的影响》一文认为：周恩来早期思想中传统文化的基因，周恩来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渊源，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括敬业乐群，包括贵和尚中。^[11]常好礼在《周恩来与传统文化论纲》中说：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他幼年自旅欧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之前。……这一时期基本奠定了他思想风格、道德修养、人格锻造的基础。第二个时期包括了他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之后的整个革命生涯。这是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构成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时期。^[12]在批儒评法甚嚣尘上的时候，周恩来对自己身边的秘书说：“你们不仅要看法家的文章，你们还要学习诸子百家。”告诫他们，不为哪一“家”障目，也不被哪一“派”牵引。^[13]

笔者认为，把周恩来与历史上具体思想流派结合起来的论述更能说明问题。

☆周恩来与儒家

多数同志认为周恩来受儒家影响最大，这类研究也特别多。叶岗说：“就传统文化范畴而言，对周恩来人格形成影响程度最深、时间最长的当为儒家文化，释道两家的影响在程度上和时间上都不能与之相比。”^[14]有人说：“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周恩来不可否认，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15]

“和为贵”。孙洪斌杨大生说，周恩来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成功争取大批爱国人士回国。^[16]袁韵说：“宽容大度、仁慈厚道的胸怀。儒家圣人孔子提倡‘和为贵’。这种看重和谐的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而要使群体达到和谐，保持和谐，个人就应该具有宽容大度、仁慈厚道的胸怀。”^[17]汪浩认为周恩来有着和合精神，而这种精神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18]

“中庸之道。”孙洪斌杨大生说：周恩来以“折衷”的方法，妥善应对和处理了很多的党内矛盾。在党内，周恩来一贯反对无原则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对犯错误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忽“左”忽右，反对走极端，具有大智大慧的有原则的“温和性”。^[19]尤拉奇卡的博客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卷帙浩繁，但其中有三个道特别重要：君子之道、中庸之道及伦理之道。敬爱的周总理以其独有的角度相当完好地向世人诠释了这三个道。周恩来克己复礼的魅力其实就是孔子思想的魅力。^[20]赵国付说：“中庸之道是周恩来行政哲学精神之一，他善于把中庸思想恰如其分地运用到自己的行政活动中。”还说：“允中”、“谐协”是周恩来中庸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允中”、“谐协”这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决策思维模式，也是中国行政所必须选择的决策思维模式。周恩来追求的“中庸”之境是以“中心一环”牵动两极，统摄全体，在高度紧张中找到两极的和谐。^[21]

“君子观。”叶岗说：“然而，孔子的君子观无论怎样宽泛，其下限非常明确，就是不能成‘小人’。”“孔子君子观的上限既是王者，也是圣者。在为一般的君子和王者以及圣者所设立的各种品级的标准中，孔子思想的主体精神是强烈的对既存社会的批判精神。当少年周恩来遍读‘圣贤书籍’并在习作中构筑人格大厦的基座之时，君子人格势必对他发生强烈的影响作用；当他极目苍夷山河并感慨神州陆沉之时，君子人格势必激励他那崛起中华之志。”^[22]

“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袁韵说：“中国传统士大夫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并甘心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奉献自身……受到这种优良传统的影响，周恩来自小就具备了浓厚的忧患意识。”^[23]

“修齐治平”。张信国说：在周恩来的身上，闪烁着中国的“士”所倾心追求的道德人格辉芒。他毕生实践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理想，使具有视“立功”与“立德”为一体的传统的中国的“士”， 自然地把周恩来塑造在人格境界的巅峰上。^[24]

通权达变。赵国付说：知权变通是“中庸之道”行政哲学精神的进一步延伸。“恰到好处”的合理性总是在极反中飘移不定的，在此处此时是合理的，在彼时有可能相反，于是就要找到适应新环境新的合理性，这种决策中的灵活性就是“权”。周恩来行政中的“知权变通”思想超越了“避实击虚而制胜”的精神境界达到了“神”的高度。^[25]

☆周恩来与道家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对于后世影响非常巨大。对青年周恩来与任国务总理的周恩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胡长明说：“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胡长明还说：“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26]青年周恩来学习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把它与道家思想进行了比较。有人说：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认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好多研究者引用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27](www.xing528.com)

胡长明认为：周恩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胡长明说：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做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28]

☆周恩来与佛教

佛教是国外传播到中国的宗教，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年。与儒家、道家、法家对中国影响不相上下。佛教有主张和平的积极一面，也有消极避世的一面。因为是宗教，它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佛教对20世纪初的青年周恩来影响很大。

相信“无生”主义。周恩来初到日本，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一度相信“无生”主义。^[29]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度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30]

作为总理周恩来正确对待了佛教，使之有利于人民。周恩来在极左横行的时候，竭尽全力保护了佛教与寺院。1950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周总理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亲自批准拨款100万元维修经费给敦煌，这是敦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抢险加固工程。1951年夏，周总理视察杭州，了解灵隐寺的倒塌情况后，指出灵隐寺在国内外佛教界和群众中有巨大影响，应予修复。1953年春，政务院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的困难条件下，拨款120万元和黄金、钢材、水泥、木材，于次年建成大雄宝殿。1966年杭州红卫兵包围灵隐寺，扬言毁庙砸佛。周总理作出“暂加封闭”的电话指示，才使灵隐寺转危为安。1952年5月周总理视察雍和宫，批准拨款84万元全面修缮。“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派专人来雍和宫宣布：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不能动，使雍和宫的全部建筑和碑文、影壁、牌坊、经卷、法器等都得到妥善保护。位于陕西省公安县兴教寺、天津大悲院、湖南湘乡云门寺、北京灵光寺、北京房山云居寺、南昌青云谱、庐山东林寺、河北邯郸市响堂山石窟、甘肃省永靖县炳灵寺、位于石家庄上京村的毗卢寺，都得到了周总理的精心指导和保护，拨款维修。

1962年开始，经周总理批准对甘丹寺、白居寺、萨迦寺、热振寺、夏鲁寺等进行了维修。即使是在十年动乱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周总理亦亲自指示对布达拉宫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护，使之免遭破坏。

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论述周恩来总理利用佛教与各国人民往来。拓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周兴茂说：我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周恩来是集儒道佛于一体的中庸化身。中庸是一种极其高远的道德目标，它是对“至善”的追求，孔夫子认为，只有最好的才可配称中庸。^[31]

☆周恩来与法家

研究周恩来与法家的人很少，只发现刘济生有一篇论文提到这一点，说：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于法家自始至终是持批评态度。周恩来在中学时期1915年写的《陈涉亡秦论》，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秦朝世不三传“不得不归罪痛恨于始皇也。”第一，秦始皇在“徒肆专制之恶焰，施其暴烈之政策。”第二，秦始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北筑长城，劳民伤财。”第三，“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书，坑儒士，杀豪杰”。第四，“元元之口，胜于防川。”在1916年《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文中，周恩来把历史上列出了两条不同的统治路线：一条是开明专制的路线，即文、武、周公的路线；一条是暴政的路线，即：“桀、纣、幽、厉、秦皇、汉武路线”。刘济生认为：青年周恩来对儒家、道家、佛教、侠义都是采取了吸收和扬弃的态度。唯独对于专制主义的法家是采取批判的态度。^[32]

☆周恩来与侠行侠义

侠义精神在中国源头久远、万古不绝。春秋战国时，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达到一个高潮，它涉及到食客、平民、刺客、诸子、豪强以及游民，形成一个广阔的任侠社会。近代一大批学人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冯友兰等认为侠出于墨。周恩来在中学创作小说《巾帼英雄》，推崇女侠。这篇8000余字的小说发表在1914年10月至1915年4月出版的《敬业》学报第1、 2期上。小说故事曲折，对洪青儿之父、青儿的侠义给以赞扬。如，说青儿父“慷慨好义、性和顺、嫉恶济贫，有古大侠风。” 1914年春，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观察燕赵之习俗，复有昔日所谓慨感悲歌之士者乎？”在《春日偶成》五言绝句里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冬，作文《拟刘厚传》，记载刘厚姊“为侠士冯极所救”。歌吟古代荆轲、张良义无反顾的大侠之魂。1916年他18岁时，给同学蓬仙诗中曰：“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19岁东赴日本寻求救国之际，高唱“难酬蹈海亦英雄”，学鲁仲连弃爵而蹈于海上。^[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