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和程颐理学体系的建构，是以其对易学的全新诠释为主要途径而实现的。在研习易学的过程中，程颢和程颐建构起自身的理学体系。在程颢和程颐看来，天地之间是一个生生日新、时时变易的世界，而天理又是这一世界的根基根据。天理落实到作为三才之道之有机构成部分的人类身上，即为个体的性命之理。有了性命之理，个体就具有了如何做人、如何对待世界等人生应然。而个体在易学三才之道的架构下，学习、思索如何实现人、如何面对宇宙的过程，也就有了修养工夫的意味。在实现人生应然之后，个体就能过上理想人生，就可以成就理想人格。因此，程颢和程颐易学研究的结束之日，便是其理学体系建构完成之时。而程颢和程颐思想的异同、互补，则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人格气象。
在易学研究的过程中体贴天理，并开显全新总体宇宙图景，是程颢和程颐建构自身理学体系的开端。程颢和程颐的体贴和开显，既接续了唐代已经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又为自身借助易学研究，阐释性命之理、提出修养工夫、开示境界哲学，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早在唐代，为了抵御佛道二教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冲击，韩愈、柳宗元等人一方面对佛道二教进行抨击，另一方面倡导古文运动，儒学复兴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在当时，儒家学者不止批判佛道二教，也与其有思想互动。这一思想互动产生的成果“以在野的形式被延续下来，到将近北宋中期的时候，再度在儒教中开花”[1]。杨国荣先生也说：“理学对佛教和道家、道教既批评，又吸纳，相拒而又相融。在此意义上，说理学的特点之一是儒释道融合，又有其历史根据。”[2] 到了宋初，孙复、石介、胡瑗继续致力于儒学复兴。然而，从韩愈到胡瑗，儒家学者的“批判大体还是针对佛、老二教在政治、伦理方面所造成的破坏作用，很少从学理层面上对佛、老二教进行批驳”[3]。因此，儒学复兴仍然需要继续向前推进。
到了北宋中期，社会面临着冗官、冗军、民众负担沉重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佛道二教的甚嚣尘上，也吸引了诸多士大夫的关注。程颢曾经感叹说：“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4]（牟宗三先生认为，此语自系程颢语无疑。参见《心体与性体》中册第76页。另，张新国先生“通过对‘昨日之会’章的历史时间考证和义理考证，得出的结论为：此节儒佛之辨主要是在程颢和韩持国之间展开的，同时参加集会的人还有范镇和程颐等”[5]。参见张新国《〈二程遗书〉“昨日之会”节考释》）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和佛道流行带来的思想危机，儒家学者就要从本体层面对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进行论证，并以此为政治价值，实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要想从本体层面对佛道二教进行回应，儒家学者就必须阐发儒门固有义理。“佛教既然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动静、有无，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要与之对抗或论辩，便也得谈论这些问题，在这方面，传统儒学经典中可资凭据的，也大概只有《周易》了。”[6] 因此，在新儒学的建构过程中，《周易》成为足以容纳儒门义理和涵摄儒道思想精华的思想框架，原因是“作为模写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易道或道，是内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又超越世界万有的具体事物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模型”[7]。在《易传》中，“寄寓了先哲独特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怀”[8]，也为后人研究易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解释空间。(www.xing528.com)
在《易传》中，我们既能发现揭示天人万象之道的三才之道，又可以找到性命之理、人生应然和工夫进路。从汉代到唐朝，经学家往往将《易》中的天人万象之道解释为天人同构、一体贯通的生活世界。与此相关联的是，经学家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政治制度设计和伦理建设，对本体研究兴趣阙如。虽然李翱已经将《易传》与《乐记》《中庸》相会通，并写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定性书》，但是，其他儒家学者对此着力不多。
与汉唐经学家不同，宋代儒家学者普遍重视《周易》义理的阐发，并借此进行自身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造。从宋初三先生到二程，都通过研究《周易》，来建构自身的哲学体系。理学正是在儒家学者研易的过程中逐步奠基的。正如向世陵先生所云：“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与《周易》蕴含的这些价值源泉的再发现分不开的。”[9]
在注重诠释《周易》义理的同时，宋代的儒家学者也从《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典籍中，发现了丰富的心性思想、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在易学的视野下，儒家学者逐步开始由五经到四书的文本转换；在经典诠释方式上，也逐步由借助章句注疏来认识义理，转变为直接从经文入手进行义理阐发。
在前辈学者已有思考的基础上，程颢和程颐将汉唐经学所描绘的宇宙生成论推陈出新，开显了以天理为终极本体根基和价值依据的宇宙图景，实现了宇宙本体与价值本体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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