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子午交时，电话铃声不断，与屋外鞭炮连天之声混成一片。一友人从南方某大城市打来电话拜年。说到年景，对方叹息道：“今年我们这儿禁炮，一片沉寂，守岁成了守夜，这哪叫过年，纯粹是个大星期天呀！”我忽地感到，倘若中国人过年感受不到年意和年味，那将是多大的失落！跟着又联想到，近年各地报纸关于回忆昔日年俗文章骤多，这其间也透着一种浓浓的失落感吧！
精神文化的失落会比贫穷使人更空洞。随着人们物质愈充裕，这感受会愈深。
过年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最大的节日。每逢过年，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阳历换成阴历。平日里生活的兴劲儿，好像都积攒着，这时全使了出来。因此旧时，再穷的人家，也要炖一锅肉，备两瓶酒，请识文断字的念书人用红纸写些吉祥话儿，粘贴在门板上；姑娘们买上三尺红头绳，小小子放一挂小钢鞭！对于含蓄又温厚的中国人来说，每一次过年，都是民族的情感——对生活的情感、乡土情意与人间亲情一次总的爆发与加深。现在总说民族的凝聚力，过年才是一种传统的、自发的、最有效的增加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不用政府花钱，老百姓自己出钱去增加凝聚力。还有什么方式比这更具魅力和更自觉？
这种年的情感的载体便是种种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民俗。但眼下这民俗正一点点被取代、被淡化、被消除，比如，除夕间饭馆的包桌定座开始代替合家包饺子吃年饭，电话拜年和FAX拜年正在代替走亲访友。如果再禁了鞭炮，春节电视晚会又不尽人意，年的本身便真的有其名无其实了。有人说，可以去旅游呀，去唱卡拉OK呀，去滑旱冰呀，但那样能找回年的感情吗？年有它专用的不可替代的载体，这便是那些约定俗成的年俗。因而现在，应当做的，是保护和加强中国人祖祖辈辈所挚爱的这个年，而不是在负面上无知地消减它。中国人的年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节日。年文化真正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但这财富是否正在被我们自命为“现代文明人”一点点地葬送掉？
现在禁炮之声正在蔓延。媒体中叫嚷禁炮，偏偏未禁的城市反倒燃放得更加起劲，这种“逆反心理”不能不引起沉思。倘说鞭炮不文明，西班牙人传统的斗牛岂不更“野蛮”更“危险”，为何不禁？倘说鞭炮伤人，游泳年年淹死人，拳击和赛车也伤人害命，又为何不禁？倘说污染，还有比吸烟污染更严重的，有百害而无一利，谁又呼吁过“立法”禁烟？最多还不过劝人“戒烟”罢了！
昨日，上海广播电台要我通过电话参加该市市民关于“该不该禁炮”的讨论，我除去讲了上述观点，还说：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被一种思维模式——我称之为“正反模式”限制死了。每对一事，只分正反，非正即反，非左即右，非对即错。对于鞭炮，也是这样：要么不管，任其乱放，愈放愈大愈响，直放得惊天动地；要么禁绝，万籁无声，一片死寂，宛如深山老林才好，好像非此即彼，别无选择。果真就再没第三条道可走了吗？(www.xing528.com)
我对上海提一个建议：可不可以来点折中，来点通融，兴利除弊？比方，对于鞭炮做些明文规定——在生产上严禁伪劣，严禁巨响和易伤人的大型和重型鞭炮的生产；在销售上控制销量；在燃放时间上，限制在春节这几日，平时就禁止了；至于燃放地点，可以安排在较空阔之处（当然不是像发配一样放在郊区）；同时加强对人们尤其是孩子的燃放鞭炮的安全教育。这不就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鞭炮的有害因素，一方面又保留住这千年传统中最具特色的年俗？
过年，过得就是大年夜子午交时这时辰。燃放鞭炮正在此时，把年的庆典推向高潮，并深深寄寓着除旧迎新，及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企盼。这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狂欢之夜。惟有这灿烂的烟花、炸响的鞭炮与火药的幽香，才能引起中国人一种特有的醉心的生活情感。如果将这鞭炮声换成《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就如同把西方的圣诞老人换成老寿星或财神爷，西方人也会找不到“圣诞感觉”的。一个民族最深的文化是植根心中的“文化心理”，连根拔便会留下一大块空洞，何以填补？我们现在的过年的感受是，苦苦地找不到一种真正的过年的方式。新的没有被认可，旧的又被抛掉，年才这样的无着无落！
禁炮不如限炮——我这建议立刻得到上海一位听众的响应。有人说还可以增加鞭炮的税收，弥补燃放鞭炮带来的损害。不管这想法是否可行，但毕竟动了脑筋。看来世上的办法非常多，不必非用或全用一个“禁”字。
“禁”是一种消灭。如果灭掉鞭炮，被消除的决不仅仅是鞭炮及其污染，而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深厚迷人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情感。我们不会在文化上再这么无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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