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渭南红色档案

1933年春，陕西省委调我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我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决定黄子文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时，我任政委。

我到照金后，刘志丹殷切地嘱咐我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1929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着扩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于1933年4月5日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我们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但当时的中心任务还是开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由于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至此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1933年3月侯子堡战斗后，红二十六军改组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分］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杜衡担任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1000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当部队在合水以上黑木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感到不大妥当。认为党和红军在陕甘边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www.xing528.com)

不久，红二十六军二团在党家山召开会议讨论南下问题。杜衡一再强调南下创造渭华苏区，说那里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地形也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物资补充比较容易；最主要的是和红四方面军可以取得呼应，和鄂豫皖苏区能够取得联系。当时我认为红军不能离边区，远离边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的意见由金里［理］科带到会上。其他同志也都主张以陕甘边苏区为中心，不要离开苏区。但在杜衡的个人专断领导和煽动下，还是做出了南下的错误决定。会议进行中，敌人突然袭来，我让黄子文带着队伍赶快走，我带着一班人殿后。黄子文走后，敌人冲上来，一枪把我打伤抓走。半路上我乘机逃跑到柳林郑四哥家中，休息了四五天后到了薛家寨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杜衡命令红二团经三原、高陵过渭河，由灞桥南下。当经过三原武字区长坳时，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返回西安。部队南下后苦战月余，终于兵败南山，宣告了杜衡“左”倾机会主义最后破产。不久杜衡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4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40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