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建勋[31]
我是1933年入党，同年9月与翟贞祥等人同时失掉了组织关系的。此后，我很苦恼，两年间一直处于徘徊状态。我和翟贞祥等人常来常往，研究国内形势，深受抗日救亡活动的影响。1935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我们热血沸腾，深为祖国的前途担忧。1936年，我由澄城回到合阳，发起组织大众书店。参加发起的人还有：翟贞祥、杨兆春、张玉生、王雨章、赵士其、孙健、张发来，除翟贞祥外，每人出了50块银元，共筹集了300块银元。大众书店设在合阳县城关帝庙巷，我担任经理，翟贞祥任副经理。
我们这个书店的7个发起人中，有6人失掉了组织关系，因此，我们开办书店的主要任务有两条：第一，利用书店寻找党的组织；第二，宣传抗日，开展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合阳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高涨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
1937年［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数次派人来沿河一带联系工作，恢复了中共韩城县委。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合阳的抗日活动出现高潮。国民党一七七师移驻合阳等地。 这时合阳各阶层进步人士和我们接触十分频繁，我们书店发行的范围越来越大，推销的书籍刊物主要有：《西北文化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抗日三日刊》《老百姓》等及马列书籍，吸引了许多人。
一七七师师部驻合阳县城东街，师部有个参谋叫梁步六，是共产党员。他在每天下午常来我们书店看看，我们慢慢熟悉了。有一次，他来我们书店说：“你这样下去生意不行，几口人还要吃饭哩！”他建议我到西安买书，并向我推荐了一些进步刊物，答应协助我推销。我也猜测出他的身份，但是没有说破，彼此仍然心照不宣。同年10月左右，梁步六把吕剑人介绍给我，并在我们书店住了两天，后移住油巷。吕剑人与我交谈多次后，又派梁步六与我谈话，正式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同时恢复组织关系的还有雷振华、刘江霞等人。吕剑人先后去澄城、朝邑、韩城等地联系工作。同年秋，他指示我去澄城县县北一带联系工作。我在王庄与孙健、杨力生等人取得联系，了解到党在澄城县北一带的恢复和整顿情况。我返回后，向吕剑人做了汇报。吕剑人根据沿河一带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情况，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指示成立中共澄合临时区委，但因干部缺乏，澄合临时区委暂时由我负责，直接由吕剑人领导工作。
同年底，吕剑人由我陪同，亲赴澄城恢复整理党的组织，在澄城文化用品社主持会议，澄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吴卜亭、杨力生、刘振邦、孙苟娃、翟贞祥等人出席。会议决定积极恢复和发展澄城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会后，吕剑人指示成立中共澄城县中心支部，隶属于澄合临时区委。
1938年［年］初，苏资琛出任合阳县长。共产党员伍仲秋、樊一鸣等人受苏邀请，相继来到合阳，在县政府任职。伍、樊等均由吕剑人指示工作。同时，为了大力发展沿河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出许多工作团、服务团来合阳工作。
省委又派苏史青、贺三多、肖琳、胡达明等人来到沿河地区工作。这些同志以及王力、董实丰、雷振东、赵志道、何养民、薛焰、张子超等也常来书店交换意见。胡达明、苏史青还在书店住过。
这时，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合阳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涨。在一七七师支持和协助下，合阳县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队，总指挥由县长苏资琛兼任，副总指挥由梁步六担任，各联保均成立了民众自卫队，指导员大半由共产党员担任。民众自卫队后来发展到两万余人，曾经在县城接受过一次检阅，声势浩大，振奋人心。一七七师开赴前线后，由我接替了梁步六的副总指挥职务。苏史青、刘永瑞、薛焰等人均为民众自卫队视察员和指导员。
1938年2月，王俊来到合阳县城，经吕剑人介绍，住在大众书店后西边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开始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吕剑人常来找王俊谈话，磋商问题，交换意见。3月底，王俊在大众书店主持会议，吕剑人、苏史青、白云峰、胡达明等人出席。我以大众书店负责人身份列席了会议。会上，王俊传达省委关于成立沿河特委的指示，宣布王俊为中共沿河特委书记，白云峰任组织部长，苏史青任宣传部长，胡达明任职工运动部长。吕剑人负责一七七师军队党的工作，在特委中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仅担任特委委员。中共沿河特委没有办事机关，特委书记王俊起初住大众书店，联系工作，后转移到同蹄村、临河村等地。(www.xing528.com)
不久，特委在大众书店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王俊传达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和省委的有关指示。会议分析了沿河一带的抗日形势和党的组织现状。认为沿河一带地处陕西国防前线，尤其是合阳，居于沿河政治经济的中心，已经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及各阶层的关注，党的力量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赶不上形势的发展；提出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尽快地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十倍百倍的发展党的力量。会议对各地党的工作分别作出决定，同时就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救亡工作做出决议。为了加强合阳县的工作，会议决定派苏史青全面负责合阳县农村工作，我负责自卫队和妇女工作；薛焰为特委青年部长，以合阳中学为基础，负责青年工作。
会后，特委派白云峰去澄城帮助整理党的组织。王俊、吕剑人、胡达明先后到各地检查工作。5月，沿河各地党的组织得到较快发展，澄城、合阳、朝邑分别建立了县委。合阳县委由贺三多任书记。我为县委委员。
同年8月，山西永济沦陷后，沿河一带天天可以听到炮声，形势十分危急。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的口号，要求各地立即武装起来，准备开发游击战争。我们在沿河特委领导下，围绕“开发游击战争”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的五十三师移驻合阳，制造摩擦，造谣中伤，诬蔑八路军和共产党，打击抗日民主力量，党的工作开始由公开转为秘密。9月，贺三多离开合阳，由我接任县委书记，大众书店又成为合阳县委活动的地方。
同年秋，苏史青、胡达明相继被省委调走，沿河特委宣传部长由王博（即王喜得）接替。这时的特委由王俊、白云峰、王博、薛焰组成。
中共合阳县委在管家河我的家里召开会议，管俊亚、成增荣、何养民、何邦魁等人出席。会议根据特委指示，对县委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县委成员是：书记管建勋，组织部长何养民，宣传部长吴杰，委员有管俊亚、成增荣、何邦魁等。
10月，国民党已对大众书店引起注意，不断派特务来盯梢打探。1939年2月初，我们正在大众书店后院房内召开县委会，国民党合阳县政府及县党部、警察局突然来搜查书店。正在书店上班的姬秉春立即向后院呼喊“有人找”，并请房东的小儿子刘秋成进来找我。我知道情况不好，立即出来应付，让其他同志从后院逃走。
我出来后，来人说：“我们是县党部的，奉上司命令来查封你的书店，你们经销了上面不允许的共产党的红书红刊。”我说：“我们是商人，以盈利赚钱为目的，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的红书红刊，也不知道哪些是上边不允许卖的。你指出来，我们不卖就行了，为什么要查封？”
他们没等我说完就开始搜查，我趁机转移走一些革命书刊，塞进炕筒里。他们没有抓到把柄，卸了店牌，在门上贴了封条就走了。
大众书店被查封后，王俊就转移到同蹄村和临河村一带，特委开会或召集各县委负责人会议，往往是临时约定开会和接头地点，完全是打游击式的。
沿河一带形势在1939年春天以后继续恶化，党采取了相应的斗争策略。4月，省委召开县以上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会后，特委组织部长白云峰留到省委，离开沿河特委。6月，省委根据形势的恶化情况，把各地已经红了的同志调离原地。我就是这时离开沿河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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