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01辑：挥笔写春秋

李　树　人

我从事文史工作已经多年，自1961年大学毕业即从事文史的编辑出版工作，曾编辑出版过天津地方史的有关资料，编辑出版过一些古籍整理和有关文史的学术著作。但对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并不了解，对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在政协工作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更是不清楚。1998 年我成为天津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常委、被任命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之后，才逐渐对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自1998 年至2003 年不到五年的时间，我和文史委的各位副主任、委员和文史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就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和对天津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使我深刻认识到，文史资料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政协工作中最富特点的一项重要工作。周恩来总理倡导的文史资料工作充分发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过去曾接触过一些，读过其中的一些文章，但读得最多的还是进入政协之后这几年。特别是《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几乎每期我都翻过，感到上面刊载的“三亲”文章很有看头，很有兴味，都是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史料。叶嘉莹先生的《我的道路》，不仅生动具体地写出了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而且也回忆了学贯中西的顾随先生的活动片断。顾随先生和叶嘉莹先生师徒二人都是我崇拜的对象，看到叶先生的这篇文章，真是倍感亲切。王敦书先生回忆雷海宗史学大师的文章，读后也使我兴奋不已。像雷海宗这样有才华、学术功力深厚、中西兼通的史学大师，在极左的年代里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应该成为永远为人们铭刻的历史惨痛教训。最近一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刊登的滕维藻、邢公畹二位老先生的自述文章，使我对二位老先生的人生经历、道德文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滕先生，上个世纪70 年代初我便认识了，知道他是研究世界经济的，是个致力学术、非常勤奋的人，出差途中也是手不释卷。从自述文章中看到他的辉煌的学术成就，感到这是必然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今年就要出满100 辑了，按每辑15万字计算，已有1500 万字的珍贵史料贡献给人类了，这实在是值得称颂的功德。

除了《文史资料选辑》，正式出版的还有多种根据征集来的丰富史料编辑成的各类图书。第十届政协文史委，继续编辑出版炎智同志倡导的“近代天津名人丛书”，共出了8 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套书我参加了一些组织工作，对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曾翻阅过。这套书记述的大量史实，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天津名人中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在各自奋斗的领域内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包括过去一直当做反面教员的大资本家如宋棐卿等，他们为振兴民族工业所做的努力，他们的拳拳爱国之情，都是令人敬佩的。

上面所说的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光天津市加起来足有几千万字之多。因多种原因未曾面世的库存史料还有很多很多。全国政协据粗略统计近3亿字，天津市也有3 千多万字。为了使这些尘封的史料发挥作用，全国政协文史委决定动员各省市政协文史委进行大协作，集中精力开展清理库存史料工作。这一工作，经历了将近5 年的时间，于2002 年告捷，出版了34453 千字的皇皇巨制——《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也称得起是一个奇迹。

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对天津分担的社会文化部分中的有关出版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审读、筛选和文字加工。通过审读，感到这些“三亲”史料虽长期未被公开发表，但却是研究我国出版史的重要资料。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对出版史也十分关注，从我审读的一些回忆材料中可以看出对出版史上的有些事件、做法，作了重要补充。有些材料是鲜为人知的。近代以来，我国几家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三联书店等，他们的发展、成长、壮大的经历，他们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对我们都有启发借鉴的意义。这些出版机构的创始者和经营者的指导思想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者都有激励的作用。他们从创业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都是以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他们的市场意识非常强，他们千方百计地开拓市场、营造市场。他们有强烈的竞争意识，通过市场打造自己的品牌，占领自己的阵地。这不也是谋求我们今天出版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吗？

我审读的库存史料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戏剧的。这些有关戏剧的资料同样非常珍贵。我平时喜欢京剧，对戏剧界特别是有关京剧方面的东西知道一些，但我读过的这些回忆文章中讲述的一些情况却是闻所未闻的。这些文章讲述了包括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等艺术大师的一些演出活动和世人对他们的评价，反映了那个时代京剧的发展状况。(www.xing528.com)

征集、整理、编辑出版“三亲”史料，从周恩来总理倡导之日起，已经历了40 余载，但它流传至今仍无断绝的迹象，大量的、生动的、鲜活的“三亲”史料仍层出不穷。我在任的5 年中，文史办每年都能征集史料近100 万字。兆麟同志三年前曾同我说起过天津有一位京剧名丑，年已80 有余，耳聪目明，对京剧界的情况十分熟悉，知道不少掌故，可以组织采访。我当时非常感兴趣，拟亲自组织人进行采访，但七事八事耽误下来，待去年再一问，说此人已经过世，让我好不悔恨。有人曾说征集史料的工作是一项带有抢救性质的工作，这话一点不假。

2002年6月，李树人（中）率文史委委员参观南京总统府。

文史资料工作不光是在征集、整理、编辑出版史料方面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同时正如邓颖超同志所说的，它还可以由“静”变“动”，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它的特殊作用。我在任的5 年中，文史委曾把宣传、保护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围绕这一重点曾组织文史委的委员视察了五大道、天津老城区、河北区、大直沽等地的一些文物建筑，对这些地区的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市政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五大道的面貌为之一新，大直沽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已经建成开放，老城区著名居民大院得以保存，李叔同故居在原址即将修复……这些都使我激动不已——这些年来文史委的工作得到了回报，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怎不叫人为之高兴！

我觉得文史资料工作确实大有可为，它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那些认为文史资料工作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政协也不必再设文史资料委员会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全国政协于1999 年1月召开的“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上曾就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多年的老文史们一致认为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它是体现政协工作特点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在会上也曾说过，只要统一战线工作存在，就应该有文史资料工作。我认为党史、政史工作不能替代文史资料工作。事实正是如此，近几年文史委征集的“三亲”史料，在党史、政史、地方史志上是见不到的。政协文史委所联系的征集对象要宽得多，关注的内容、选择的角度都不同于上述的“正史”。关于政协文史委到现在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文史资料工作是否到了终结的时候，一直让关心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担心了好几年，直到去年海南清理库存史料总结会上才有了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的明确答复：应当继续保留文史委，应当把文史资料工作继续深入地抓下去。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出版100 辑之际，谈了上述的一些感想。希望《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越办越好，希望天津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在市政协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十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