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纵横话文史挥笔写春秋

我开始做这项工作时，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我那时己有四年没有工作了。解放前我曾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一些新闻和专题报道。而文史工作却是新的，这项工作怎样做不了解。为了尽快熟悉这项工作，我在一夜之内浏览了十几本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不到三天，河东区政协所存的文史选辑都被我看完了。当时河东区委统战部长王新生和区政协秘书长赵祯祥对我非常支持和信任，使我对工作充满了信心。

工作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情况不了解，不知从何处入手。区里的统战人士一般没有市里人物名声显赫，谁掌握史料呢？那时我也参加区政协社会人士组学习，大家对我的工作很支持，棉纺三厂前厂长张泽生说：“ 天津是北方的纺织中心，先写写我们棉三吧！”

开始我写的史料大都是特写味的，不大像史料。为了熟悉写史料文体，我反复地看《选辑》，研究别人的写法，同时用心去熟悉有关北洋时期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天津早期经济发展的情况。

不久，经河东区工商联主委乔六易的介绍，我认识了原天津地毯公会的主委芮允之。芮详细地告诉我天津地毯业在全国的地位和变迁，使我得到很多知识，对写地毯业的发生发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只靠芮允之的叙述写不成一篇完整的史料，需要多方进行采访。当我将这种想法向政协领导汇报后，赵秘书长说：“很好，你需要到哪里去采访，咱们开介绍信，只要把稿写得更完整就行。”为此，我先后访问了号称全能厂的地毯一厂，对地毯的生产从纺毛到染、织、砍、整理等工艺流程有了感性认识。除去芮允之口述提供的情况外，又先后访问了天津畜产公司地毯经理部、天津地毯公司办公室、天津地毯二厂工会、天津地毯一厂私方厂长杜为一、公私合营天津仁立毛纺厂总经理朱继圣，以及解放前天津地毯同业公会理事长、私营庆生恒地毯厂经理张庆林、私营天津聚丰贸易公司经理王东元、私营天津玉盛永地毯厂老职员张润田等十几个单位及原私方人员，经过多方面采访，整理成一篇《天津地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史料。此稿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选用。天津市工商联出版的内部资料《工商史料选辑》第5 辑于1965 年2 月刊载。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在河东区政协除组织大家征稿外，先后写了裕大纱厂（即棉三）、裕元纱厂（即棉二）、华新纱厂（即棉七）、宝成纱厂、达仁制线厂、英美烟草公司、天津油墨制造业的发展、美商海京洋行等企业的史料，以及天津特产直沽酒、全国电信职工反对1927年水线合同延长的经过，周学熙、袁世凯和王筱汀关系的建立、刁峻和德记洋行、济南仁丰纱厂、大陆银行和东方汇理洋行等史料。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我开始参与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由袁东衣负责，文史办公室工作人员有游德昌（去参加四清）和刘震宇，办公室团结了一批社会人士从事文史资料工作，成立了若干组，如北洋组、洋行买办组、敌伪时期组、经济组、文教组等。另有十大“写手”，专门从事史料记录整理工作，如纪华（曾任天津商会主席）、唐宝心（“文革”后任师大外语系主任）、李鹏图（敌伪时期任财政局长）、胡君素等人。每篇史料交稿后如准备送全国政协，都要经过小组通过，即撰稿人念稿，组内人员核对史实，提出修改或补充意见。经原撰稿人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抄写留底，再转送全国政协。

当时我比较年轻，像上述写手大都已五六十岁，有的还大。他们对旧人旧事比较熟悉，但对采访一些专题人物往往不很顺利。一次，袁东衣找我，告知周叔弢的叔叔周实之是北洋财政总长周学熙之弟，掌握大量史料，纪华等人先后去采访，都被拒之门外，想让我去试一下。我当然愿意去，于是在1964年底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采访。

周实之（学辉）当时83 岁，是前清举人，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华新纱厂的大股东。他身着长衫，足登纳有云头的千层底鞋、布袜子。每逢我去，家人就通报“柴同志来了”，老人就在屋内高呼“看茶”。可能因为我是女同志，第一次拜访时竟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这样我们一老一少的交往开始了。我每个星期去两次，因为知道他年事已高，对外边的情况、政策不甚了解，所以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他问我政协是干什么的？什么叫统一战线？文史资料是怎么回事？买国库券有什么风险等等，我一一加以说明。谈到政协，我就宣传文史，如说过去太史公修史是后人写前人历史，由于时间的间隔，无从查考，往往历史失实。讲到周总理的意见，要求写亲身经历，写一手资料的重要性等等，老人很以为然，同意我常去串门聊聊。我谨记老人曾下过数次逐客令的事，所以每次不硬性提问题。周实之老人很健谈，很和霭，也很寂寞，巴不得有人陪他谈天，这样每次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我很认真地听，他谈得很起劲，从家常聊起，说到他的家世、弟兄、周学熙如何当上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开滦煤矿的筹建等等。有时他不让我记录，我就停下笔来静静地听。后来他唯恐说不清楚，主动送我《止庵先生别传》、《王筱汀日记》等周家自印的书籍。谈到高兴时，也说到清末时如何进考场，进考场家中带来的提篮中装什么食品，详细情况都一一加以描述。后来老人还赠我七言诗一首，说我为文史如何辛苦，意义如何重要，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根据半年的采访，我写了有关周学熙的家世、他经手办的北方实业和袁世凯的关系、直隶工艺局的史料。当时是1966 年，这些稿子转到全国政协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政协就停止了工作，这些稿件再也没有下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 辑登了一篇《袁世凯的策士——王筱汀》，是在“文革”后从残存的记录中整理出来的。

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有两件事：一是半年采访整理出来稿件的散失；二是周实之和我一个无名小辈之间的忘年交中断了。文化大革命中在街上偶遇老人的妻妹，她告诉我他们已被红卫兵赶出曲阜道家中，搬到河西亲戚家。九爷（指周老）总说：“ 柴同志怎么不来了？你们要见到她，希望她来看我。”当时我是摘帽右派，周老是大资本家，我不敢去！再次碰到老人的家人时，老人已经去世了。

1974 年政协逐步开始恢复工作，文史资料组由任焕晶为组长，成员有袁东衣、乔维熊、徐景星、谢天培、吴同宾、梁叔达、朱耀如、祝淳夫、阎家屿、冯广臣、徐继仁、李安东、刘炎臣等，应伊利负责资料工作。出版16 开本《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每册一题。办公地点在九龙路一号（现九三学社址），不久迁到桂林路30 号（现农工民主党址）。那时没有打字设备，抄写工作由学工劳动的青年担任，有所春生、钱志强、江一青、谢卫平、刘琦。

1977 年政协迁到解放南路399 号，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了办公室，有两位副主任，一位是游德昌，另一位是任焕晶。办公室下设五个业务组：

政治组：袁东衣、谢天培、徐继仁、吴同宾、刘炎臣、柴寿安。

经济组：祝淳夫、李安东、朱耀如、吴树元、刘嘉琛、刘越千。

工商组：张高峰、王绣舜、王槐荫。(www.xing528.com)

文教组：由政治组兼顾。

革命史组：任焕晶、秦进、张我真、杨平、陈真。

现在这些组的很多人已谢世了。

1978 年政协决定自己编辑出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我写的关于天津地毯的史料刊登在第一辑上，时间是1978 年12 月。这里要补充一点。这篇史料首先在《天津工商史料》第5 辑发表后，天津历史研究所的吕万和同志找到我，他们认为天津地毯就是中国地毯的代表，很有研究价值，决定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在这篇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邀我参加。我当即把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图片都交给了吕万和同志，过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项工作也就停顿了，这些资料也没能要回来，很可惜！

1978 年夏天，政治组要我去采访时年82 岁的张国忱，他曾担任过张作霖的交际处长，负责与苏联谈判中东铁路问题。他1911年考取官费留俄（所谓留俄，其实就在哈尔滨学习）。1924年5 月北洋军阀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关于解决两国一切悬案原则的协定，建立邦交。其后，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东三省交涉总署，张负责对苏外交，任该署交际处长兼总署首席参事和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府咨议。1928年张作霖死后，张国忱又任张学良秘书，后又为东三省交涉总署顾问、哈尔滨教育厅长。

采访时，他住在成都道新建村一号二楼。一见面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他是一个严重白内障患者；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在我说明身份和来意之后，他毫不客气地叫我出去，并要我拿出身份证明。当时我很尴尬，脸面上真是下不来。但我很快地了解到，他当时还在当地派出所的管制中。他的外孙陈汉（当时是刚从内蒙插队回来的青年，后在佟楼外文书店当经理）向我连道“对不起”，总算有个台阶下。第二天我拿着政协开具的正式介绍信又去了，由他的外孙大声详细地念出介绍信上的每一个字，说明图章是什么样的，刻的都是什么字。后来又经过派出所的同意，这才开始了我们的访谈。

那时张国忱一家住在一间约14 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内有三张单人床：一张是他老伴的，患有脑血栓症，毫无表情地躺在那里。另一张床是老人女儿的，在美术出版社工作。再一张床就是张国忱24 小时片刻不离的床，床上铺着深紫红色棉布的床单已经摸得发亮了！枕头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包、小本。82 岁的张国忱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双腿是严重关节炎，几乎不能走路。

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张国忱中间突然不说了，急忙下地。我感到意外，张国忱说：“老伴要解手。”“您怎么知道？”“她刚才唔唔地出声了。”奇怪，我怎么没听见？想来是他们白头到老，多年厮守的感应、默契吧！“我来帮忙吧！”“不用、不用。”只见他用手摸着床沿、桌子、椅子，横着走，一步不过半尺。好容易捱到床前，只见他弯下腰，用手在横划，终于摸到一个高身痰桶，再用双手去摸老妇人的头，然后伸手去，用力将她扶起……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事后我将张国忱扶回床上，把痰桶送回原处，想了很多。面对这眼前的场景，看着盘腿端坐在床上的老人，有谁会想到他当年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啊！

我那时每周去张老家三个半天，但开始只知道他掌握很多情况，详细的谁也说不出来。袁东衣告诉我：“张国忱是张作霖父子的红人，对中东铁路有所了解。”我想就从中东铁路谈起吧！此时的张国忱已不是当初“驱逐”我出门的凶样了。他说：“这事得从这儿说起……”

1898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计划修建中东路，是仿效彼得大帝当年在西方开天窗寻觅海口的做法。那时俄罗斯在东方的出海口只有海参崴一处，但海参崴一年中结冰期有11个月，于作战不利，因而沙俄想占领中国大连港。所以19世纪末沙俄加紧向中国侵略，妄图瓜分中国。为此，沙俄特别注意利用修筑铁路。尼古拉二世以126 万两白银贿买李鸿章，经慈禧太后同意后签订了《中俄密约》，从此攫取了修筑和经营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路）的特权……我认真地记录，发现问题就及时问明白；遇到重大问题，我就去市图书馆查阅有关中俄外交方面的资料，予以核对，有时张国忱承认记错了，有时他则坚持书上说得不对。我们合作得很认真，配合也很默契。张国忱从这漫长的谈话中体会出对历史负责的严重性和责任感，于是他向我谈了一件需要更正的重要历史事件。1927 年张作霖派人搜查苏联大使馆，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也同时被捕。为翻译大使馆文件，张作霖把张国忱从张家口外交特派交涉员的岗位上调到北平，组成编译委员会，由张国忱任会长。张作霖不断地向张索要苏联在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但实际上又没有，张作霖很不满意。张国忱便找了一个老白俄，是哈尔滨《喇叭报》的记者，假造了一份材料，由王之相译成中文，送给张作霖看，张作霖这才感到满意。编译工作结束后，出版了一本《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大约只印发了500本。从此这件事成为历史之谜。

访张国忱的这篇史料于1978年10月完稿，即《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刊载在1979年2月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

1983年10月，在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习五一同志暂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参加有关东北方面史料的编写工作。她看到上文后，到天津找我。她说：“《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有关这段历史，一直被作为共产国际唆使中国共产党人制造‘排外’暴乱的铁证，被收入日、美等国的外交档案中，并被许多历史著作所引用。现已查明，它是伪件。但厚厚的一大本书中，不知哪条是伪。”习五一从北京带来一本《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要我协助她一起去访问张国忱，希望能指明哪篇材料是伪件。1983年10月31日我陪习五一来到张国忱家。

张国忱双目失明，怎样指明哪篇是伪造的文件呢？我们抱着习五一从北京带来的那本厚厚的书发愁。这时张国忱说：“当时搜查出的材料不少是烧焦的，纸是俄国制造的，用水浇后，都变了样子。”于是我们极力仿制，但怎么也不像，我只好把书交给王之相，他看后说：“书中的影印件上凡标有‘极要文件’四个字的俄文文件就是伪证。”这一下解决了大问题。谈话记录写完后，我们念给张国忱听，他认为记录无误后，签字盖章确认。《苏联阴谋文证》的谜团就这样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