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禅位不让权，皇帝隐忍不发的韬晦生活

嘉庆元年（1796）正月，颙琰正式登基即皇帝位。

这一天，在太和殿举行了十分隆重而又热烈的仪式，乾隆皇帝亲手将“皇帝之宝”授给颙琰，并由礼部、鸿胪寺等官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太上皇帝的传位诏书，从此，颙琰就成为嘉庆皇帝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有了皇帝之名的颙琰却没有皇帝之权，尽管“皇帝之宝”已传入他的手中。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朝廷大权仍然掌握在其父太上皇帝手中，嘉庆只是一整天聆听太上皇圣训，随太上皇侍游陪宴的嗣皇帝。

不仅如此，在乾隆身边还有一位大权臣和珅，自恃出纳帝命，耀武扬威，不怎么把嘉庆放在眼里。于是，嘉庆为等待时机，即等待太上皇过世，开始了甚至比即位前更为痛苦的，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皇帝隐忍不发的韬晦生活。

其实，乾隆帝的禅位本身便是一种策略。他在即位之初曾发下宏愿：如果蒙上天眷顾，能在位六十年，一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绝不敢与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在位六十一年。实际上，当初的六十年之约，与其说是诺言，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一种祝愿，甚或说是一种贪权的欲望。

检阅史籍，能够在位六十年以上的帝王有几个？其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而逝，但是，不要忘记他即位时年仅八岁。而乾隆即位时已是二十五岁，六十年后，将达八十五岁高龄，试想当时能够享此高寿者，特别是在历代帝王中，又有几人？“人生七十古来稀”乃古代流传的俗谚，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还尚未臻古稀之年。

至于顺治皇帝和雍正皇帝，在位和享寿都更短。前者六岁即位，在位十八年，享年二十四岁。后者四十五岁即位，在位十三年，也只活了五十八岁。

也许当时乾隆压根就没有想到兑现之事，或者说如果真有六十年兑现的机会，自己也满足了。不管怎么说，立此不易达到的六十年之约自己不吃亏。

岂不知权力这东西就有这么大的魔力，一旦着了魔，大多是不死不休的。等到乾隆的年号一年年地积累到一个花甲时，他的心情应该是既兴奋又不免遗憾。兴奋的是他的期望实现了，欲望满足了，遗憾的是他要履行诺言，不能再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了。尤其是要放弃权力，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便是做太上皇，让位不让权，或者说真让位，假让权。

对于乾隆的心思，颙琰和一些王公大臣是理解的。

史称颙琰曾经率领王公大臣们奏请乾隆到百岁时再行禅让，乾隆不准，执意要如期禅让。

就当时清王朝的情势而言，如果乾隆以皇太子及王公大臣固请挽留为借口，延迟让位时间，恐怕谁也无可奈何。但是，乾隆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一是他要履行诺言，取信于天下，哪怕是表面上的。二是他已经安排好了让位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从册立皇太子的上谕到传位诏书，乾隆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放弃权力，安度晚年。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的册立皇太子上谕称：“我蒙上天眷顾，身体运气都很好，一天不厌烦，就一天不敢荒废朝政。传位后，国家大事以及用人行政大事，怎么能不过问呢？仍应该亲自指点，让继位的皇帝早晚聆听教诲，将来才知道怎么做，不至于出差错，难道不是天下和国家的幸事吗？”(www.xing528.com)

嘉庆元年（1796）正月的传位诏书则称：“皇帝继位后，可以称我为太上皇，至于上尊号的问题，称呼太烦琐了，就不要上奏了。凡是军国大事、用人行政等问题，我还没有厌烦，也不敢让自己躲在一边休息，各部、院衙门以及各省奏报的事，仍然按以前的要求办理。”

乾隆到底是乾隆，他要揽权，却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仅是为“不敢懈弛”“不敢自逸”，而且更是为了嗣皇帝“不致错失”，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当然，乾隆并不是一点权力都不给嘉庆，新皇帝还是有权的。前揭乾隆六十年九月上谕云：“至于每年春季的郊外坛祭及祭祀宗庙之事，我已经快九十岁了，再去爬上爬下、行跪拜之礼，恐怕精力已经不够用了，已不能够表达十足的敬意，应该由继位的皇帝亲自去行礼。各部、院衙门及各省交来的奏折，以及引见文武官员鄞见这些平常事，都由继位皇帝审阅，报告给我来办，替我分忧，让我能怡养精神，多活几年，以不辜负天下臣民对我的期望。”

新皇帝的权力就是行跪拜仪节之礼以及处理行政上的寻常事件。一句“为朕分劳”，已摆明了两人的位置，似乎是由于乾隆皇帝年纪大了，尤其腿脚不方便，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才需要嘉庆皇帝来帮忙。

细细品评乾隆皇帝的禅位之举，其得有四：

一是兑现了他即位之初的诺言，捞得了如期归政、说到做到、不失信的美名。

二是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嗣皇帝帮忙，料理一些繁杂细事，有益于他的身体健康。

三是最关键的，即仍然大权在握。

四是由于他处处要嘉庆侍奉跟前，成了可以使唤皇帝的皇帝，比以前更威风、更神气、更风光。

乾隆在“上谕”“诏书”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于有违反其旨意的行为，他是不会马虎的。

嘉庆元年正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毕沅等在奏折中将皇帝写在了前面，太上皇写在了后面，这样细小的事情却犯了大忌，受到乾隆的严厉指责。他说：“本年举行了传位大典，去年秋天已明降谕旨，并向中外进行了宣告：一切军国事务，仍然由我亲自处理。继位的皇帝只是聆听教诲，跟随我学习。各省奏报事件，军机大臣已经制定了统一的格式，并且下发了，毕沅不按规定办事，是怎么回事？即使办理苗匪一事，从去年二月开始，一切军务事宜，都是我亲自研究指示的，现在军营的奏折，我也没有不亲自审阅的。改元嘉庆以后，京城内的部、院衙门，京城外的各省督抚大员等的奏折，也是我亲自审阅，随时指示。难道就因为举行了禅让的典礼，就让自己躲清闲，把政事丢在一边不管不顾吗？”

乾隆在实际行政过程中是如何独揽大权的，于此可见一斑了。更有甚者，乾隆甚至连年号都不愿完全放弃，尽管在册立上谕中已明确宣称：颙琰即位，改元嘉庆，但这只是外廷所用，在内廷，曾仍然沿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等。由此看来，乾隆六十年的禅让，连位都没有完全让出来，更不用说让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