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高宗的去世，固然使孝宗在精神上遭受到巨大打击，但在经受了太上皇20余年的幕后操控后，孝宗终于得以单独掌握了皇权，也同时激起他再次革新政事的愿望。朱熹对孝宗此时的心情最为理解，说孝宗末年之政是“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孝宗在人事上积极部署，希望光宗能移植他与高宗的关系，定期到重华宫朝拜自己，发政施仁皆得之视膳问安之余。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光宗早年已因立储与孝宗结下心结，在他登上储位后，孝宗仍安居帝位，继位遥遥无期，又带来新的失望和怨愤。高宗死后，孝宗命他参决庶政，却反而加深了他的挫折感。周必大记载赵惇第一次参决的经过，孝宗与朝臣讨论政务，赵惇只是侍立于侧聆听教导，参与程度非常低。孝宗还存着“孩儿尚小”的观念，没有对赵惇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赵惇的尴尬，嘱咐道：“今后不必间日参决，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参决。”赵惇此时已经42岁，翘首盼来的“参决”却只是每日侍立，在他看来显然是极其难堪的经历，因此他半个月后就开始借故请假。元祐时期宣仁太后垂帘，哲宗只能见到奏事大臣的“臀背”，十几岁的小皇帝就此怀恨在心，亲政后尽翻元祐政局，光宗的心理体验正与哲宗相似。

孝宗冀望光宗实现他革新朝政的愿望，光宗每月固定的四次朝拜就成为孝宗督责、发布指示的渠道，而这种场合的交流，并不总是和风细雨的。袁说友的一篇奏章揭露了二人对话的场景：“设或寿皇圣帝，义方加笃，威颜过严，陛下执礼恐违，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尽欢愉。”袁说友以近乎白描的方式，揭示孝宗平日必是疾言厉色，而光宗小心多畏，已忍无可忍。《孟子·离娄上》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是古代儒家对父子关系的一个深刻的心理观察，孝宗对此似乎少有领悟。他把光宗还当作一个孩童，稍不合意就严词苛责，忽视了光宗的自我和尊严，而引起光宗心理上的排斥和反抗。

在孝宗而言，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天下计，为社稷计”；但在光宗看来，这些举措已构成对光宗皇权的极大侵占，是孝宗吝权的表现。陈傅良在一篇札子中写道：“臣不识陛下何所疑重华耶？……若曰吝权，则进退百官，必与闻其人；罢行庶政，必与闻其事，而五六年来天下不见其有此也。”陈傅良站在父权的立场上，为孝宗的所作所为辩护，但他说天下未见孝宗有“进退百官”的举措，恐怕对光宗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天下未见并不等于未有其事。光宗初年的宰执周必大、留正都是孝宗亲擢，赵汝愚从奉召入京到擢为执政大臣也是孝宗一手安排。此外，孝宗还在幕后与朝中台谏官员交通信息，这些都是孝宗操纵朝政的铁证，光宗自然心知肚明。

光宗如愿以偿登上了帝位，却仍要忍受孝宗的苛责，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挫折感，也更激起他的反抗意识。他即位后，信任的是自己的亲习如姜特立等，孝宗擢用的大臣都受到冷遇。即位刚刚三个月，他就纵容台谏攻击周必大，使周必大不得不辞职去位。即便对孝宗，光宗也时而流露出强烈的逆反心理。一次光宗出外游园，正要举杯进酒时，突然言官飞章交至，称当年孝宗出幸外苑必恭请高宗同行。光宗大怒，抗辩道孝宗游幸也有不请高宗同行的时候。恰逢此时，孝宗命宦官持玉卮赐酒，光宗愤怒之下，手颤误将玉卮掉在地上。这些下意识的反应，表明光宗对孝宗的积怨已极深。

造成孝宗与光宗反目的另一因素是光宗皇后李氏。李氏出身“群盗”之家，父亲是民间武装戚方属下部将，自幼没有受过儒家礼法熏染，不能恪遵尊卑长幼之序。周密《齐东野语》说她“天资悍妒”，对高宗和宪圣太后颇傲慢，孝宗成肃皇后告诫她遵守礼法，她竟然反驳道“我是官家结发夫妻”，影射成肃皇后系由嫔御册立，致使孝宗和成肃皇后大怒，甚至有意废之。孝宗钟爱已故的魏王赵恺之子赵抦，一度流露出立之为太子的意思。李后得知，在一次内宴中，请孝宗立自己的儿子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李后道：“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闻言大怒。李后拉着嘉王向光宗哭诉，声称孝宗有废立之意，更加深了光宗的疑虑。(www.xing528.com)

李氏对光宗来说，既是联合抵抗孝宗的伙伴，也未尝不是一个压力来源，她比光宗年长两岁，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光宗晚年病中有一次发作道：“尔尚欺我至是耶！”光宗生病，直接诱因便是李氏。绍熙二年十一月，李后趁光宗至太庙祭祖之机，杀害了光宗宠爱的黄贵妃，以暴卒报告光宗。次日，光宗至圆丘合祭天地，因风雨大作而未能成礼。光宗因黄贵妃之死受到刺激，又以为上天降罪，担心孝宗责怪，由此感染“心疾”，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神错乱。就史料所见，他最显著的病状是多疑和妄想，如疑心孝宗要杀他或夺回帝位之类，显然，孝宗长期以来的巨大压力是光宗致病的深层原因，而李后的举措诱发了疾病的发作。

光宗病后，孝宗前来探望，光宗“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孝宗既忧且怒，召来李后斥责道：“宗庙社稷之重，汝不谨视上，使之至此。万一不复，当族汝家。”既而又召宰相留正责问：“汝为相，不强谏，何也？”留正回答：“臣非不言，奈不听何？”孝宗道：“尔自后须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细语之。”光宗好转后，李后哭诉：“尝劝哥哥少饮酒，不听，近者不豫，寿皇几欲族妾家。妾家何负何辜？”光宗又从留正处得知，孝宗又欲留他“细语”，从此极力逃避到重华宫朝拜孝宗。

绍熙四年（1193）春，光宗病情好转，但对孝宗的疑心也达到最高峰，不但不再接受孝宗指导，而且开始与孝宗正面抗争。光宗病不御朝期间，留正和参知政事胡晋臣主持朝政，二人都是孝宗部署，代表了孝宗的立场。三月，光宗对宰执集团进行调整，任命自己信任的旧人葛邲为右相、陈骙为参知政事，同时胡晋臣由参知政事转任知枢密院事。进退之间，意图以葛、陈二人分夺留正的相权，直接控制人事和行政。同时，光宗把此前迫于孝宗压力外放的亲信姜特立召回行在，留正坚决反对，甚至以辞相要挟，光宗无动于衷地表示：“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留正至临安城外六和塔待罪数月，也丝毫未能动摇光宗的决心。光宗此时已无所忌惮，不惜与孝宗公开破裂，更积极地运用皇权，与孝宗的部署针锋相对。

自光宗“心疾”发作，一月四朝之礼基本中断。支持孝宗的朝臣连篇累牍上疏，指责光宗有违孝道。他们希望修复孝、光父子关系，恢复一月四朝的政治功能，以施展致君行道的抱负。绍熙四年二月，孝宗生日在即，六部长官、秘书省官员集体上疏，劝光宗朝拜重华宫，为孝宗庆寿。光宗在面对百官时答应“须着过去”，但一回到禁中，在李后的左右下便又改变心意。一次朝会，光宗被百官说动，传旨起驾前往重华宫。正要起身，李后从御屏后走出，对光宗道：“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挽着光宗就要回宫。百官侍卫大惊失色，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前拉住光宗衣角，请光宗不要入内，拉扯间到了御屏后面，李后叱道：“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陈傅良大恸于殿下，李后遂挽光宗入内。

孝宗与光宗的父子关系，在太上皇-今上的权力格局下，被撕扯得四分五裂。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去世，光宗拒绝主丧。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合，说服宪圣太后，迫使光宗将皇位禅让给嘉王赵扩，是为“绍熙内禅”。光宗虽然名义上成了太上皇，但实际上已没有了影响朝政的能力。韩侂胄抓住机会，击败赵汝愚，成为继秦桧之后的又一代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