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在《艺术学十讲》中总结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哲学立场，但是，在理念居于何处这个问题上，他和老师的思想观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画过一幅史诗性的名作《雅典学院》。在这幅画中，从象征着古典文化的拱门中走出来的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一边辩论着，一边向我们走来。柏拉图一手指着天，亚里士多德一手指着地。二人形象高大，面容冷峻。

绘画是一门造型艺术，靠塑造人物形象来表达具体的含义。拉斐尔设计这样一套动作，是在告诉我们两位哲学大师所激烈辩论的议题。柏拉图认为：人们所要效仿的理念绝不可能在人的现实经验中找到。而亚里士多德的手势告诉我们，他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理”在“事”中，离“事”就无所谓“理”。所谓理念就隐含在现实事物中，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总结。画家通过创作不仅再现了想象中的那个伟大的古典时代，而且为我们揭示了推动古典文化发展的内在的精神动力，让我们通过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一精神动力的基本内容。

在艺术模仿这个问题上，通过经验观察，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家的模仿并不是机械死板地照抄事物的表面，而是通过整体性的观察、体会来再现事物应该是的样子。

亚里士多德经常在著述中强调：虽然被模仿的东西是令人不愉快的，但一件模仿品却常常是令人愉快的。

“作为一个整体，诗艺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都与人的天性有关。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擅模仿并通过模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可资证明的是，尽管我们在生活中讨厌看到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这是因为求知不仅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尽管后者领略此类感觉的能力差一些。因此，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并可就每个具体形象进行推论，比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某人。”[2]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进行哲学思考的立足点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重视对现实的观察和总结。从上面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确定了模仿是人的天性，认识到人在模仿活动中会感到快乐。其次，他又从进一步的观察中发现人在模仿活动中得到的快乐，并不在于成功地复现了对象，而是在于人们在模仿过程中领悟或推断出了事实，这样，他就把包括艺术在内的模仿性行为和人类探求理念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使它们拥有了本应具有的文化地位。

“既然运用智力和感到惊奇能给人以快感，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属于模仿性艺术之列的东西，如绘画、雕塑和诗歌以及一切模仿得惟妙惟肖的东西，都能给人以快感，就是在对象本身不能给人以快感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给人以快感的不是那个对象，而是进行了推断，‘这就是那个’，以致可以对智力加以运用。”[3](www.xing528.com)

为了进一步说明艺术模仿行为具有促进思维、提高认识方面的价值，亚里士多德不仅在经验基础上强调了艺术家的模仿性行为与哲学的亲密关系，还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艺术模仿行为的特色。

在表述自己美学思想的专著《诗学》中，他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4]因为诗人所模仿的东西，并“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5]。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往往要比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加容易让人相信。艺术家通过这类模仿，就会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只是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信念，假如一个诗人所描述的故事取材于历史，那么只有在他表达出某一历史故事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正因为如此，他把模仿性艺术称作是人的创造性的行为。

美国当代美学家H.G.布洛克在解释可能性这个概念的时候，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理由时，因为它难以置信，所以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就必须编出一个可能发生的谎言来避免不必要的争执。比如，某一天我上班迟到了，导致迟到的真实理由是一只老虎跑到了我的汽车驾驶室里，我怕说出这样的理由会让大家觉得是在胡扯，就只能编出半路车胎爆裂的假话来赢得大家的同情和理解。这种事情说明，编造出来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不符合客观事实，却因为合乎情理而产生了让大家普遍接受与认同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发现了生活中这一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考察艺术家的创作，于是，就在他们的模仿行为中看到了比他的老师柏拉图更加深刻的东西。

在他看来，艺术家乐于去模仿的并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而是事物可能是或应该是的样子。艺术家的模仿行为并不受事物真实发生或存在方式的限制，也不服从艺术形式之外的事物特征的制约，而是通过满足艺术品内在的需要，即前后一致性、完整性、统一性等形式规则的要求，去改变或改编所谓“真实”的事物。这样一来，诗人或画家在再现事物时，就体现出很大的自由度，它既可以是以前的样子，也可以是现在的样子；既可以是传说的样子，也可以是想象或可能的样子。总之，艺术家的模仿并不是受外在的客观标准制约的，而是像语言逻辑形式一样，是受自身的形式法则安排的。它不是要求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形似对象，而是要求将其理想化，让它们成为合乎情理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作品中所表现的非真实的东西，只要看上去或听起来是可能的，不论它如何荒唐，我们都乐于接受。

从这个思想表述中，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与柏拉图的模仿说之间的差别。同时，我们也了解了这个理论为后来西方古典主义艺术创作的发展给予了多大的支持，为西方艺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