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十讲：美育与人的关系

席勒是与诗人歌德，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同时代的德国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美学的影响，但又没有囿于康德的观点。

在1793年2月28日写给克尔纳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康德的哲学宗教学说，是用哲学论证来充实宗教的辩护士，这是对愚蠢的腐朽建筑加以修补而已。”[2]在他看来，康德的哲学肢解了原本是一个整体的人的心理功能，将之划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认识能力，并把它们当成是人们开展现实行动的绝对命令，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席勒希望能够在社会现实中探究真、善、美统一的可能性，为美的概念建立起一个现实运作的环境。这就是他撰写《美育书简》的基本动机。

有了这种想法后，他发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受到了两种冲动的影响：一种是感性冲动，另一种是理性冲动。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生活时，就会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两种状况之中：一种是感情支配了原则，在这种生活状况中，我们就变成了原始人；另一种是原则驱逐了感情，这时，我们就变成了野蛮人。“原始人忽视艺术，并把自然作为至高无上的情侣；野蛮人嘲弄和蔑视自然，然而他比原始人更为丢脸，他进而成了自己的奴隶的奴隶。”[3]总之，人无论是过上哪一种生活，都无法找到自己人格的完整性，无法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通过回顾历史，席勒在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发现了完美的人格、健全的人性，由此，他也找到了可以拯救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药方。他说：“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不像我们的本性成了文化的牺牲品。……在那时，在精神力量的那种美的觉醒中，感性和精神还没有严格地区别而成相互敌对又界限分明的不同领域。诗还没有去追求诙谐，思辨还没有堕落为诡辩。它们必要时可以互换其职，因为两者都只是以其自身的方式推崇真理。尽管理性高扬，它总是亲切地使物质的东西紧跟在它的后面，尽管理性划分得如此精细，但决不会残缺不全。理性虽然把人性分解开来，并把它分别在众神的身上加以扩大，但并没有因此把人性撕成碎片，而是以不同方式把它组合起来，使每一个神的身上都表现出完整的人性。”[4](www.xing528.com)

把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结合统一在一起，让人们生活在游戏冲动中，过上真正自由的日子，这就是席勒希望通过开展美育而实现的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生活中，人的感性要求和理性要求是统一的，受动性和能动性是统一的，人与自然也是统一的，这种生活不仅是我们的审美对象，也是我们的主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的特征和自由在现象上是同一的，美就是自由的形式。对于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其终极目标就是得到自由和解放，那么，追求美，开展以艺术教育为核心的美育，让游戏冲动支配我们的生活，在席勒那里，也就成了人类实现自己心中远大理想的现实途径与手段。

与古希腊人的生活状态相比，席勒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是相当不完美的。“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5]席勒朦胧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劳动异化，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从经济基础上去寻找人性分裂的原因，而是从精神领域去查找根源。他说：“正是教养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更明晰的思维使科学更明确的划分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国家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的区别成为必然，那么人的本性的内在本性也就撕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生生的知性，熟练的技艺比天才和感觉更能起到可靠的指导作用。”[6]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社会上出现了自由与政治结合的可能性，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那也不可能让人们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因为“有利的时机却遇到了一代感觉迟钝的人”[7]。面对这样的遗憾，席勒认为要想把握住历史的机遇，避免在时机来临时，要么表现出野蛮的面孔，要么表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就必须先从改造自己、完善自身的素质开始，而美育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