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屠戮功臣始于洪武七年（1374）。这一年的六月，身兼“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北平行省参知政事”“燕府左相”数职的淮安侯华云龙应召从北平回南京，途中却莫名其妙地死亡。《明太祖实录》暧昧地记载了一句说：“未至而卒。”后来有人推测，华云龙之死是因为他擅用元帝留在北平的“宫中旧物”而被朱元璋赐死。华云龙之死，不过是朱元璋牛刀小试而已。洪武八年（1375），在朱元璋的授意下，胡惟庸毒杀刘基。
大规模的屠戮发生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洪武十三年诛杀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的罪状包括：毒死刘基、阻隔占城贡使、私给文官以没官妇女、枉法挠政、朋比为奸。当时与胡惟庸一同被杀的，只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当时并没有扩大屠杀范围，只是就事论事。然而，杀胡惟庸、废丞相，只是方便朱元璋直接操控政柄，而大量勋臣贵族的存在依然让朱元璋感受到威胁。于是，洪武十九年（1386），胡惟庸案重新被翻出来，罪名变成了“通倭谋逆”，而且还牵涉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功臣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人。正如吴晗先生所说，“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所以要扩大屠杀的范围，“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通倭谋逆”这样的借口，足够让朱元璋高举屠刀。这一次，朱元璋成功坐诛了三万余人，其中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一门七十余人被杀，李善长本人也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自缢身亡。被诛杀者中，侯一级的功臣就有二十多人。其实，胡惟庸党案中被杀的功臣，多属于冤死，并没有真正通同胡惟庸谋反的证据。这在明朝后来的人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例如，汝南侯梅思祖逝于洪武十五年（1382），到洪武二十三年追论梅思祖为胡惟庸党，“灭其家”，惩罚可谓非常严厉。然而，一百多年之后，嘉靖元年（1522），朝廷反而命立傅友德、梅思祖、金朝兴庙于云南，额曰“报功”。这充分说明，世迁论定之后，梅思祖不足以称为“胡党”，而灭其家的惩处则更过分。胡惟庸被杀时，一同牵连其中的功臣如唐胜宗等人在当时仍未见疑于朱元璋。唐胜宗在洪武十四年（1381）平定浙东山寇叶丁香，又平定江西安福的寇乱，十五年巡视陕西督屯田，十六年（1383）镇辽东时甚至还因贯彻朱元璋“勿通高丽”之旨而得到赐敕褒美。可见，朱元璋在胡惟庸被杀后对功臣仍然任用如故，初未有疑，这只能说明以“胡党”的名义杀功臣另有目的。
人们或可解释说开国功臣多行不法之事，而朱元璋为立法建制而不得不举起屠刀。清代官修《明史》就偶尔有这样的辩护。然而，开国功臣所行多不法尽管是事实，但功臣之存没却不是以行事守法或不法为标准。明初功臣中最不守法度的汤和，最终却可以颐养天年。大封功臣之时，朱元璋就说：“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汤和晚年中风，行动不便，主动请求致仕，回乡养老。朱元璋很高兴，派人在家乡临濠府为汤和修建豪宅。与此对立的典型，则是魏国公徐达。徐达开国功高，明朝建立后又不辞辛苦，屡佩大将军印镇守北方，为人谨慎、忠心耿耿，在朱元璋面前总是“恭谨”得像不会说话。朱元璋邀徐达到自己的旧邸饮酒。徐达不胜酒力，又不敢不喝，不一会儿便醉了。朱元璋命人将徐达抬到旧邸的寝宫安睡。徐达酒醒之后，趋赴阶下，叩头连称死罪。谨慎如此，徐达也未能完全消除朱元璋的猜忌。洪武十八年（1385），徐达患“背疽”之病。病情稍有好转，朱元璋便下了一道敕书慰劳徐达，说：“迩者将军有疮疾，朕初闻之，于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将军子谕朕意，将军其悦且安，故敕。”欣慰只是表面，随敕书赏赐一道蒸鹅。患疮者就忌吃鹅肉，以鹅肉性发，而朱元璋却偏要赏蒸鹅。数十年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徐达，焉能不知朱元璋的心思，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鹅肉吃下，不久便死了。可见，功臣保身的秘诀不在于你是否谨慎或者忠心，而在于你是否还有威胁到皇帝的威望和能力。郭英的弟弟郭德成，性嗜酒。朱元璋想让他做官。郭德成说：“臣性耽曲蘖，庸暗不能事事。位高禄重，必任职司，事不治，上殆杀我。人生贵适意，但多得钱，饮醇酒足矣，余非所望。”所以，这位只爱钱和酒而不愿任官的功臣家族成员，在“党事起，坐死者相属”的情形下，“竟得免”，保存了性命。可见，功臣之死或不死，不在其守法或无法，只在其对于皇权有没有潜在的威胁。
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朱元璋偶尔也对自己的亲人下手。开国之前，其侄子朱文正被鞭死就是一例。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也可疑地死去。李文忠（1339—1384），字思本，小字保儿，十二岁母亲去世，后其父李贞携至朱元璋军中，被朱元璋收为养子，屡立战功，洪武三年明朝对北元的应昌（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湖西南）大捷即在其指挥下取得，而李文忠也在那年被封为曹国公。李文忠文武双全，《明史》云：“文忠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幹、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因此，李文忠一向为朱元璋所倚重。洪武十二年（1379），李文忠掌大都督府事，兼领国子监事，达到其权力顶峰。然而，李文忠政见大概与朱元璋相异。他曾经劝朱元璋“少诛僇”，宽刑少杀，劝朱元璋不要任用太多的宦官，还不顾朱元璋列下若干不征之国的对外政策，请求“征日本”，以此“积忤旨”，被朱元璋谴责。李文忠“家故多客”，喜欢招揽才华之士。蓄养门客大概也给他带来了祸端。洪武十六年（1383）冬，四十五岁的李文忠患病，朱元璋亲自上门看望，留下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次年三月，李文忠便死了。《明史》说：“帝疑（华）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诸医并妻子皆斩。”以朱元璋之苛刻，倘若真怀疑华中毒死了李文忠，会仅仅是对华中施以削爵的惩罚，而只拿一群无辜的医生们泄愤吗？因此，最大的可能便是，李文忠之死或是得到朱元璋的授意或默许。(www.xing528.com)
然而，明初多事，缺不了征战的将领。将领们有新战功，就会得到新封爵。当旧日功臣纷纷倒下时，蓝玉这样的将领则通过屡立战功而加官晋爵，封侯封公。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隶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由管军镇抚积功升到大都督府佥事。明朝建立后，蓝玉先后随傅友德、徐达、沐英等人伐蜀、北征、征云南。洪武十二年，蓝玉封永昌侯。洪武二十年（1387），蓝玉率军击败盘踞辽东的元将哈纳出，取代冯胜成为大将军，次年又率军征北元，深入捕鱼儿海，俘获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妃子、公主以下百余人，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这次大捷，使蓝玉晋爵为公。然而，蓝玉虽有大将之才，却欠德行。蓝玉在俘获北元皇帝后妃之后，“私元主妃”，使妃子羞惭自缢。朱元璋知道后很生气，原欲封蓝玉为梁国公，改封为凉国公。蓝玉为此郁郁不乐，侍宴时语气傲慢。其在军中，私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两年后，朱元璋跟学士刘三吾等谈到蓝玉的不法行径时还说：“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坊悉用九五间数。”蓝玉这些行为触怒了朱元璋。如果说朱元璋自信能够控制那些专横跋扈的功臣，或许还能相信从洪武初年就开始协助处理政事的太子朱标有控制那些功臣的能力，那么1392年太子朱标的逝世，也就会加重那位日感年迈的朱元璋对蓝玉的猜忌。于是，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以谋反之罪被处死，被牵连被诛之人达1.5万人，列名《逆臣录》中的人包括1位公、13位侯、2位伯。同时以党连坐者，仅都督则有黄辂等十余人，多半是蓝玉的偏裨将领。蓝玉之案后，一时“勇力武健之士芟夷殆尽，罕有存者”。
利用胡、蓝二案，朱元璋共诛杀4万余人，公、侯、伯被杀近40人。蓝玉案后，屠戮仍在继续。宋国公冯胜稍后被诛杀。《明史·王弼传》云：“二十五年，（王弼）从冯胜、傅友德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同召还，先后赐死。”永平侯谢成也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坐事死，没其田宅”。可见，大部分功臣逃不了被清洗的厄运，“元功宿将相继尽矣”，侥幸保全的功臣仅有汤和、耿炳文等数人。虽然清修《明史》极力为朱元璋屠戮功臣辩护，称勋臣们“僭肆”而为朱元璋所嫉。《明史》卷一百三十二朱亮祖等人的传记后的赞语中说：“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磐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薙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扞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换言之，清修《明史》以为明初功臣之覆亡皆咎由自取，这体现了正史常有的为尊者讳或者为皇帝讳的倾向。即便如此，清修《明史》偶尔也渗漏出一些对胡蓝党案批评的语气。《明史》卷一百三十一顾时等人传记的赞语说：“诸将当草昧之际，上观天命，委心明主，战胜功取，克建殊勋，皆一时之智勇也。及海内宁谧，乃名隶党籍，或追论，或身坐，鲜有能自全者。圭裳之锡固足酬功，而砺带之盟不克再世，亦可慨矣夫。”这无疑在说，功固然是以封爵的方式酬偿了，但与国永乐、共享爵位的承诺，却不过一二世即告了结，这难道不正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吗？这也确实令人感慨！
不过，朱元璋杀功臣，加强了皇权，排除潜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所造成的后果同样也很严重。朱元璋一死，他的孙子建文帝即位，面对的不是权臣专擅，而是藩国诸王的傲慢无礼。建文帝所能依靠的，只是一班文弱书生，以及老迈的耿炳文、年少的李景隆等人。以这样的朝廷班底，如何能抵御虎狼之年的反叛者朱棣？后来的史家感慨道：如果冯胜、蓝玉尚在，燕王焉敢反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