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激荡

文化交流对文化交流地域各民族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文化交流并不是一马平川、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充满着对抗、冲突和矛盾的过程。较大规模的、影响较大的传播，往往在接受方引起文化震荡，有时甚至是较为激烈的文化振荡。实际上，一种文化传播、“进入”另一种文化，是一种撞击的、矛盾发生和解决的过程。汤用彤说道：外来思想的输入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二是“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三是“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24]汤用彤这里所讲的，大概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冲突。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因此，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说：“抵制传播跟接受传播一样普遍。”^[25]当外来文化传播于中国，与中国民族文化相接触之后，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引起中国本土文化的抗拒、排斥和抵制。即使是在外来文化以强大的力量传播，中国人普遍对外来文化的传播持热烈的欢迎态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引进外来文化的阻力主要来自传统的力量。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开放性和保守性是一种民族文化内部的两种张力，保守力量在于巩固和维护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民族性，开放力量在于促进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在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始终在两种力量的制衡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夷夏之防”的观念，那么，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引进的情况下，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造成冲击。对外来文化冲击可能造成的影响，保守主义者往往比那些积极主张引进外来文化的人更敏感。因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那些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所在，所以他们反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很强烈的。并且他们站在“道德” 和“政治”的角度，以传统文化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就使得他们的反对很有力量。这种反对力量有的时候甚至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比如唐代的“会昌毁佛”，明代的“南京教案”，清代的“康熙历狱”，如此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对抗外来文化冲击的例子。

保守主义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但是，作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其对激进的引进外来文化的主张，也是一种制衡的力量。我们经常引证恩格斯的一个观点，说历史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多种力量造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哪一种力量都不会太过于偏离主方向，限制在历史实践所能容纳的范围内。如果没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抵制、抗拒和制衡，那么，引进近代西方文化、引进大工业文明，就可能更快一些，但也可能超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容纳的程度，因而引起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的震荡。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主张全盘西化，但在其后期又出现过儒学振兴运动，主张恢复和保存传统文化，对当时滚滚而来的西化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阻遏作用，避免了社会文化的分裂。日本的例子是先全盘西化，然后再校正，中国则是在一开始就有文化保守主义在阻遏、在制衡。(www.xing528.com)

文化保守主义的本质，是在面对强大的外来文化时，试图守护、保存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尤其是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态度是明朗的、真诚的、坚决的，就是要做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卫道士，尽管外来文化的冲击有时候是强有力的、巨大的。因此，即使到了清末和20世纪前期，“西学”取代“中学”，“新学”取代“旧学”，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仍然在做保存传统文化的努力，比如创办存古学堂，比如用西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旧学，即所谓“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等，是要延续传统文化的文脉，在西学滚滚的浪潮中存续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生命。

总之，我们以往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正面意义估计不足，评价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