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患探析：揭开明史的国籍谜团

明朝中叶以后，厉行海禁，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业游民、渔民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隐患。嘉靖二十八年（1549），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源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的仓皇报告。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朝政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的“倭患”。然而，事情真的如地方官员说的那样？嘉靖朝的倭患主要是哪些人，又是怎样平定的呢？

明朝嘉靖年间的所谓“倭患”，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爆发。巡抚浙江兼任福建等处海道的朱纨下令剿捕海盗，严禁通商，并催使近海居民通盗者互相告发。吃“走私饭”已成习惯的地方豪民汹汹而起，这些人在闽浙大掠，与日本浪人及中国海盗王直、徐惟学等人大肆勾结，在嘉靖十九年（1540）就已经把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当作“大本营”，四处出击，杀人越货。

嘉靖年间倭寇的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前期李光头，中期王直，后期张琏。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经营海上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吞并了另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成为海上走私集团的头目。他要求对外通商，朝廷不许，便抢掠浙东沿海。次年遭官军围剿，无处容身，逃往日本，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宅邸，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

当时，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品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的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18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宁波“争贡”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他们认为祸根是由朝贡贸易引起的。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这种局面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由于他们与日本商人进行贸易，在遭到官府取缔时，就采取武装对抗，所以被人们称为“倭患”。

人们对于“倭寇”一词，容易望文生义，其实，所谓“倭寇”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代）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云云，过于简单化。根据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词，最初出现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它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有“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还有“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等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者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的数量很少。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中，谈到“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再说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在遭到官军围剿之后，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宅邸，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确有一些“真倭”，那是受王直集团雇用的。“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王守稼《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www.xing528.com)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第一是其中确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谓“真倭”；第二是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第三是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无怪乎当时人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平倭总督胡宗宪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后，却出尔反尔，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闹市，把王直斩首示众。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停止，反而激起了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和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唐枢曾写信给胡宗宪，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1552）“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

无独有偶，之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他认为，从海上贸易的视角看来，导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过严”。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等，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要说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隆庆元年（1567），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的“倭患”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