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桥坐落于古马城县治西南七里之青河上，为金大定八年（1168）建多孔平梁石桥。
金代，马城县治西有溪流称青河，又称清河、清水河。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修《滦县志》载，青河发源于马城西三里翟家庄（今马城镇翟庄）西北。河流向南五里许，有暖泉自西岸注入。而后，经李家大桥、沙沟子、清水等庄下流至大清河口入海。青河水流充沛，每遇暴雨肆虐，河水涨满，深不可涉。河底、河帮多为黄壤，不易冲刷，故河水清而不淆，被誉为“铜帮铁底运粮河”。青河原与泝河、滦河、倴城北之通津河相通，曾为漕运、河海联运之重要水路。七里桥北曾沉没运瓷器木船一艘，河流改道后湮于地下，解放初期仍可见一段桅杆露于地上。据传，乾隆皇帝曾乘船经滦河巡视青河，路过七里桥。
马城西南青河上曾有一座木桥，为马城境内东西之交通要道。至金代，木桥因年久失修，渐成一座危桥。当地仁人志士倡议重修，一呼百应，民众慷慨解囊，捐资建成石桥一座，因据县城马城七里许，故称“七里桥”，因水清不淆，故又称“清水河桥”。
桥为东西走向，八墩九孔，平梁微拱，长15米，宽3.3米，高2.7米。每孔架设3根石梁，梁长1.7米。梁上覆石板为桥面，桥两侧设石柱及护栏。桥两端各置石狮两尊，桥头矗立记事碑一通，碑身（不含碑额）高1.36米，阔0.9米，楷书刻碑记。另置桥名碣一通，高0.9米，阔0.6米。碣一面上刻“清水河桥”，下雕观音像；另一面浮雕弥勒佛抱鱼图案。雕像寓保一方平安，免遭水患之苦。此桥用料均为内嵌黑白石粒的米红条石板（似花岗岩），据传是从南方水运至此。据记事碑载，建桥用石料1300余船，耗资1万贯，用工2万个，工期2年。
七里桥当时属于规模宏大、技术精湛之杰作。多数平民百姓，勤劳节俭方能自给自足，却倾囊助建，实属善事，主事者决定立碑记述其事。于是恳请滦州刺史卢启臣撰写碑记。卢启臣金大定四年（1164）任马城县主簿，对马城了解，且曾目睹河水暴涨，危桥难渡行人的窘况，是撰写记事碑的最佳人选。碑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建桥原由、时间、坐落、规模、式样、用工、耗资等情况，并记述了马城域内风土人情、地貌特产、经济状况等。碑记不仅是一篇精美的古文，而且是研究平州、滦州、马城历史的宝贵文献。(www.xing528.com)
明永乐年间，山西移民至此，在七里桥头（东）建村，因桥头有官兵安营扎寨的遗迹，故名桥头营。现七里桥遗址在该村西200余米处。清光绪二十年（1894）秋七月，连日暴雨，滦河决口，殃及滦州大部，马城一带受灾尤甚。方便行旅半个多世纪的七里桥，被洪水卷带的泥沙淹没于地下，青河改道于桥西百余米处。七里桥遗址，今已成为低于地面2米左右的坑塘。淹没七里桥时改道的这段青河河道，也因青河再次改道而淤塞，仅见桥遗址西面南北走向洼地一片。桥址处多次挖掘出桥用石料，小块移作他用，大块仍裸露在桥旧址。据村中老人介绍，桥遗址处曾挖出一块刻有“老和尚吃桃”（一种竞技游戏的棋盘）的石板一块。
七里桥已沉睡地下百余年，记事碑已不知所终，碑文载于《永平府志》《滦州志》《滦县志》等志书。碑文拓片有幸保存于滦南县文物管理所。碑体久经风剥雨蚀，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基本可视可辨。拓片与志载碑文对照，可以看出志载碑文有多处舛误。民国二十六年（1937）修《滦县志》所载《七里桥碑记》舛误16处，其中9处丢掉21字；3处多3字；4处差4字。政协滦南县委员会2004年出版的《滦南文物古迹寻踪》，2015年出版的《滦南古今碑刻选》均对舛误进行了修正。
撰写《滦南文物古迹寻踪》时，通过研读史料，对照碑文拓片，发现民国版本《滦县志》关于金代马城县官员有的记载有误。金大定八年（1168）七里桥竣工立碑，高顺昌、文志华、李挥、宋倬均名列其上，应为时任马城县吏。然民国二十六年（1937）修《滦县志·爵秩》载：卢启臣大定十二年任马城县主簿，高顺昌大定十二年任马城县尉，李挥大定十二年任马城县尉，宋倬大定十三年任马城县令。文志华只记大定六年任滦州判官，而未记任马城主簿。碑、志记载不一，必有一方错。卢启臣所撰碑记，自称“大定甲申”（大定四年）任马城县主簿，应该准确。故《滦县志》记大定十二年任马城县主簿有误。碑记载文志华时（大定八年）任马城县主簿，当有此事，《滦县志》可能漏记。高顺昌、李挥、宋倬大定八年当在马城县任上，不然是年立碑不会有其名。故《滦县志》载高顺昌、李挥大定十二年任马城县尉，宋倬大定十三年任马城县令可能有误。李挥在马城县时任职务，志载为县尉，碑记为县丞，且同时不会有两人任县尉，故县丞应该准确。如其职务有变化，建桥立碑时，亦应为县丞。
（葛恒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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