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不仅吸收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养气”说,还借鉴了张载的“太虚即气”的理论,指出“气”无形无状,但又客观存在,万物都是由“气”构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将“气”运用到了传统医学上,指出要完养“元气”,坚固体内“原气”,与之相应的,他还区分了“正气”与“邪气”,并把固养人自身之“元气”与坚守国家之“元气”相类比,从而具有人生观指导意义。
(一) “气”指刚大清明之“正气”
胡居仁不止一次提到清明刚大的“正气”。他说道:“若清纯刚直,乃正气也。”(43) “人有英气,方肯进取。勇猛奋发之后,须寻得个常久工夫来做,不使间断,方能实有所进。不然一时意气,靠他不得。”(44) 他还说:“人之气贵乎刚,却怕粗。气刚则才大,气粗则才疏,才大而疏,成少败多。故君子养其气以至刚大完密,则才德全矣。”(45) 他最后说:“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老、佛所养,一身之私气。”(46) 胡居仁把“气”理解为“英气”“刚大清明之气”“浩然之正气”“配义与道之气”。既然“正气”“刚大清明之气”如此这般地好,有了它就能参天参地,能最终达到与天地参,那么这样的“气”会不会始终保存呢?如果不会,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该如何才能保存这股“正气”?
胡居仁首先区别了“正气”与“邪气”“粗气”“私气”。他说:“或曰:‘修养家之养气同否?’曰:‘修养家所养乃一身之私气,私则邪矣。’‘恶人气亦盛,何也?’‘恶人乃恶浊粗暴之气,血气之私也。若清纯刚直,乃正气也。’”(47) “老、佛所养,一身之私气。”(48) 既然“气”有正邪、精粗之分,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保存那清明刚大之“正气”呢?胡居仁继续说道:“气质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气质之偏,须涵养得大本完固,则原气壮,病易除……故君子养其气以至刚大完密,则才德全矣。人存养久,则气质自变。涵养之道,须深潜笃实,方能制其飞扬之心,消其粗厉之气。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纯也。”(49) 人要克制“气质”之偏,涵养得此大本完固,指出“气”须养。只有不断地充实涵养此浩然之“正气”,久而久之,它就能成为充斥天地人间的一股力量。不难看出,胡居仁继承了先秦孟子的“集义养气”说。孟子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50) 胡居仁认为:“天地间正气须养,养只要直,直只是义。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51) 天地间的“正气”需要养,如何养呢?在胡居仁看来:“养只要直,直只是义。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52) 养就是要养得那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
那么这种清刚正大之“气”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干扰而变得不纯正了呢?胡居仁走的是程朱传统线路,“天地之性”的“天理”本原由于“气”的偏差和“情”的交感而被蒙蔽,所以存养的根本就是“存养天理,决去人欲”。他继续说道:“学无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禀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后因气禀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动于物,纵于情,乃人为之伪,非人之固有也。然闲邪存诚,所以保养天理,关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辩明天理,决去人欲,发用上工夫。故操存涵养,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无少间断,则天理常存,人欲尽去矣。”(53)
(二) “气”是充斥宇宙之间的看不见的物质
胡居仁认为“气”充盈着宇宙世界,但它却是无形的。他说:“天地间无处不是气。砚水瓶须要两孔,用一孔出气,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则气不能出而塞乎内,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虚器内皆有气。故张子以为:‘虚无中即气也。’然天地间气,刚者胜柔,实者胜虚,强者胜弱,重者胜轻,疾者胜缓,谓之无气则不可。”(54) 胡居仁肯定张载“气论说”,认为“气”充斥天地宇宙,没有无“气”之物。(www.xing528.com)
张载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55)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56) “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57) “气”在张载那里指的是事物的本来状态,张载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著名命题,认为“太虚之气”有聚合与分散两种运动状态,它充塞宇宙之间,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人眼见到的有形之物固然是“气”,那无形的不能用人肉眼观察到的东西也都是“气”。胡居仁肯定了张载的看法,他说:“无处不是气,只是人不见耳!有形影,人方见有形影,是质,质是气之融者。”(58) 对张载“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水”之命题,胡居仁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张横渠言:‘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水。’予未敢以为然,盖气聚则成形,散则尽矣。岂若冰未凝之时,是此水既释,又只此元初水也?”(59) 他认为“气”聚合时则成形,散了就尽了,不同意张载的观点。胡居仁用“气”说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形成聚合之理。他说:“《先天》以为:‘水泛地,故地不沉,日昼升天,夜入水。’此诬也。朱子谓:‘天以刚风旋滚得地,在内不陷。’岐伯曰:‘大气举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天地自相依附。’三说皆通,邵说尤精当。‘天依形,地附气’,此二语说得天地规模最精切。凡有气者尽属天,有形者尽属地,凡物皆然。气属阳,形属阴。天只是气,有甚形质,地则有形质矣。地虽有形质,非附乎气必不能存。立天之气,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60) 在比较《先天图》、邵雍和朱子观点之后,胡居仁继续讲道:“霜露,程子以为星月之气,朱子以为非星月之气。露只是自下蒸上,此当从程子。若其夜阴云无星,月便无露,岂不是星月之气?朱子以露结为霜,程子以为非,是此当从朱子。热时有露无霜,寒时有露便有霜,岂热时都感得露气?寒时都感得霜气?盖是寒时露冻则成霜也。雪雹则是雨冻结成也。高山顶上无露,是被风吹散了湿气。露是星月之气与湿气相感而成,故夜有云则无露,地干处露薄……前年二月,梅花始开,今年十二月梅花开,天地间气数不齐如此。”(61) 在胡居仁看来,“天”由“气”构成,它无形,属“阳”;“地”有形,属“阴”,这就深切认同了邵雍的“天依形,地附气”之观点,认为其说天地之规模最为精切。他还用“气”来解释风霜雨露等自然现象,不难看出胡居仁身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
胡居仁还提出了“生生不息”的观点。他说:“天地间物,只是一个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则必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来做息……天地间气化,无一息之停;人物之生,无一时欠。今天下人才尽有,只因圣学不讲,故瞢倒在这里。”(62) 消息相长,无一时停歇。“由于天地之间气化运行一息不停,所以万物处在不断的消长成毁之中。而天地阴阳二气的交变错综,又决定了所生之物必然万有不齐。”(63) 胡居仁接着说:“二气交运,便齐不得,故所生物万有不齐。而刚柔、善恶、邪正、古今、淳漓、治乱、盛衰,亦万变不一,虽万变不一,然其间莫不有一定之理。圣贤随其事而以理处之,虽万变交于前,而吾之心未尝不定也。”(64) 生物虽万变不齐,但其“理”莫不有则,只循“理”而处之方好。
胡居仁还运用其“气”化学说,对当时的佛、道等异端学说进行了指陈和批判。他说:“故释氏‘轮回’,老氏‘归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贫,贫而富,不是取得元财来致富,是再生出财来。”(65) “老氏指气之虚者为道,释氏指气之灵者为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论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禀赋有定,岂可说空说无?以气论之,则有聚散虚实之不同,聚则为有,散则为无;若理则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无也。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愚故曰:‘老氏不识道,妄指气之虚者为道;释氏不识性,妄指气之灵者为性。’”(66) 胡居仁认为,佛、道是不知那“气”之“生生不息”的道理。事物有息必有消,消则必息,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佛家的“生死轮回”说,道家的“归根反元”说,都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的缘故。胡居仁坚定地认为,“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虚、实只是“气”的不同存在状态而已。指出“老氏不识道,妄指气之虚者为道”,“释氏不识性,妄指气之灵者为性”。对佛、老混淆“气”之“虚”与“灵”的看法清晰指陈并加以严厉批判。
(三) “气”乃“元气”
胡居仁把“气”还理解成医学上的“元气”和“原气”,这是他“气”论说的独特之处。他指出人生病的原因就是身体内部的“元气”不壮,受到外在邪气的侵蚀所致。要想治好病,当固养内里之“元气”,这是治疗之“本”,只要体内“元气”壮,外部“邪气”就侵入不了。胡居仁说:“医之为术亦然。当先调养荣卫,完固元气,视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则病易去而身自安。临川胡君伯源,有得乎此也。余干王文彬妻袁氏毒疮发于顶间,医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书币以请,胡君至,曰:‘当守内而攻外,内之坚也,外当自溃。’”(67) 胡居仁甚至不忘以自身的经历为例来说明此道理。“予患疾数载,畏风怯寒,屡至危困。里中胡君琳,业医而尚儒,察其脉曰:‘病虽深,幸五脏之气未绝,但元气衰弱,外为风寒所乘。治疗之法,当内壮元气,外避风寒,俟其久而渐安可也。’噫!胡君可谓善医者矣。夫人禀气以生,含气以长,气壮则外邪不侵,气衰则风寒暑湿皆足以为吾之害。故善医者,虽随其冷热虚实,施以治法,必以调扶元气为本焉,世之庸医不知此而妄杀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医而思吾道。盖人之身,元气不壮,外邪得以干之。”(68)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居仁念念不忘复兴儒学,进一步将人之“元气”加以扩大,将其比附国家之“元气”,并对二者进行类比。指出人有“元气”,国家也有“元气”,固养国家之“元气”的办法是举贤才、修道德、修武备、诛暴乱,只有这样,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国家才有振兴希望。他指出:“古人以良医比良将,以其理之同也。将之为道,当先完固其内,而后可以攻外。如择用贤才,修明政事,养民以固邦本,严纪律以修武备,然后诛暴禁乱,则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内,而穷兵黩武,则国内虚耗,人民愁怨,虽使胜敌终至危亡,况必有败绩者乎?”(69) 身有良医而国有贤才,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他接着说:“盖人之身,元气不壮,外邪得以干之,犹人之学,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夺之。若国之治亦然,抑以贤才不用,暴虐得以为害欤!故立大本,所以壮学者之元气;用贤才,所以壮国家之元气也。必立大本,然后理可明而德可修;必用贤才,然后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则百病交侵,其灭德而丧邦也必矣。君虽为名医,而雅尚儒术,并以儒道言之,以广其志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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