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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居仁儒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易”之含义,胡居仁认为,“易”乃“道”之所为,“易”是“君子而时中之道”。 指出“易”即“变易”。君子要做到有为,就要遵从《易》之规定,凡事以《易》为程准,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措施和策略。可以看出,胡居仁是以是否符合“理”的规定来判断事物之吉凶的,具有典型的理本论易学色彩。胡居仁在此仍然是坚持其“理”本论立场。

胡居仁儒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关于“易”之含义,胡居仁认为,“易”乃“道”之所为,“易”是“君子而时中之道”。他说:“《易》是君子而时中之道。随时不是随俗。今人错认以随俗为随时,古人皆因那时节便做那时事,无不当其可。如尧、舜当那时便揖让,汤、武当那时便征伐,孔子当周末又传道垂训,皆随时非随俗也。泥古则阔于事情,徇俗则偏于苟简,二者皆非天理时中。”(4) 人能做到“随时非随俗”,则一切符合“天理时中”。他又说:“易者,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是指作易者与用易者言,则渉乎人矣。若论理,则易即道之所为,非从道也。”(5) 指出“易”即“变易”。“朱子曰:‘易有交易、变易之义。交易者,阴阳之相感;变易者,阴阳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谓易。’”(6) 胡居仁坚持“易者,变易也”之传统,在他看来,“易”具有“变易”的含义。那么如何变易呢?我们说应该以“道”为标准。用胡居仁的话讲,就是“随时变易以从道,随时不随俗”。君子要做到有为,就要遵从《易》之规定,凡事以《易》为程准,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措施和策略。只有这样,做事才能得当,才有圆满的结果。否则,如果凡事随俗,把随俗当作随时,不知道如何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节点和时中之道,那么,也就不能实现事物的顺利发展和圆满结局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做到随时从变,不泥古,不随俗。“道”在胡居仁那里意即“理”,也就是“道之所为”。胡居仁无非要通过此告诉人们,行为做事一切都要符合“理”的规定和要求,不可违背和逾越“理”。

关于吉凶之道,胡居仁说:“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则吉,失其理则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虽否困蹇剥之时,苟处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尝不吉,不中正者未尝不凶。”(7) 吉凶是得失的征兆和象状。在胡居仁看来,“得其理则是吉”,“失其理则是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如此。可以看出,胡居仁是以是否符合“理”的规定来判断事物之吉凶的,具有典型的理本论易学色彩。做任何事情,只要我们能遵从“道”或“理”的规定,虽处“否困蹇剥”之境,仍有向“吉亨”转变发展的可能性。他接着说道:“吉凶祸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8) 从功能性角度看,胡居仁认为懂得了《易》之精蕴,就能判测吉凶祸福了。《易》中亦有“理”,“吉凶祸福,不在此理之外,皆在此理之中”。胡居仁根据《易大传》的相关原理,在政治思想上坚持了“损上益下”和重视变通,赞扬汤武革命的思想,这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损上益下”,胡氏有云:“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周礼泉府买货之滞于民者,欲有益于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苖钱’,是欲益上损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损道。”(9) “损上益下”是《周易》中对“益”卦的解释,这个卦是益卦的(下震上巽)相互叠加。巽为风,震为雷。风雷激荡,其势愈强,雷愈响,风雷相助互长、交相助益,此卦与损卦相反,它们都是阐发损益的原则。胡居仁根据卦爻象、辞来解释现实政治中的问题。在这里,他坚持的还是传统的“损上益下”原则,认为“益”就是“损上益下”;反之,“损”就是“损下益上”。王安石实行“市易”“青苖钱”法,损失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所以百姓怨声载道,这也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周礼泉则能很好地贯彻“损上益下”精神,以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购买百姓之滞货,表面上看好似官府吃了亏,实际上是藏富于民,其结果是得到了老百姓真心拥护。如此政令也就畅通,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益处。

前面胡居仁论述了“易者,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的观点,他接着把这条理论运用于社会变革上,重视变通的力量,赞成汤武革命。他说:“天下只是个公与私,义与利,而所为所成迥别。天地革而四时成,与汤武革命,皆是至公,义所当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气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汤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势之自然,非有心于得天下,若有心谋天下,便是私而不义。汤、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国爱民,及德盛民归,自不容己,而桀、纣之恶日甚,天下之民,皆引领望之救己,戴之为君。汤、武亦不得徇私逆理,违天拂民而不救也。桀、纣失君道,天命已去;汤、武尽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诛桀、纣,则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汤、武而别求君,汤、武亦不当舍天下而不为君。此如四时之革,理势气数之自然,非有心于革也。如秦革周,汉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谋夺其位,非天命所当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绝,何谓不当革?’曰:‘周、秦、隋天命虽绝,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势自然之革,况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时之无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谓:‘武王伐纣,既无心谋天下,当择商之贤子孙,如微子、箕子者而立为天子,自居诸侯之位,岂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岂得而专有之?若使一家可以专有之,则肆淫虐而无害也。以理论之,当以首出庶物者为君,次者为臣,下者为民。君所以总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职,民则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则君道失,臣民无主,自当归于有德。况周之德盛民归,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岂肯释周?故孔子以天理四时之革,同乎汤、武之革,一循乎理,无一毫人欲之私也。”(10) 在胡居仁看来,汤武革命是顺应天理人心之善举,汤、武心怀治国爱民的情怀,而不是有心谋取天下,乃理势之自然,这样人民自然归附,道德也就日盛了。这有如四时春秋之更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有这样的公天下而非私天下之心,革命焉有不胜之理。后世周、秦、隋等朝之革命,非以天理四时而为,总怀揣一颗私利之心,都算不得什么公义之举。胡居仁在此仍然是坚持其“理”本论立场。汤武革命,一应循乎天理,无一丝一毫人欲之私。如果存有公义之心,那么革命则无往不胜。

对于《周易》一书的发展过程,胡居仁这样说道:“盖《易》之为书,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周公,备于孔子,而明于程、朱。所以然者,因风气不同,世变不一。太古之时,世质民淳,只用卦画以示吉凶,而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辞不系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时,则世故渐多,情伪百出,德不可不正,辞不可不系,故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然须知文王、周公所忧患者何事。至孔子,当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忧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与拭泪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后,诸儒妄以己意穿凿,溺象数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圣人之意。程子忧且惧矣,故作传文,然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系辞之本义,使古今一贯,非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义》也。”(11) 在这里,胡居仁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周易》一书的发展过程,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周公,而备于孔子,明于程、朱。伏羲太古之时,世质民淳,故只用卦画而不用爻辞就可预测吉凶了;等到文王、周公之时,世故渐多,情伪百出,故须用爻辞来加以完善;孔子之时,正值周末,王教不明,世道日下,所以十翼的制作乃成必然。等到孟子殁后,诸儒妄以己意穿凿其中,溺象数而不知求“理”。圣人作《易》之精义都快要丢失殆尽了。程子发千古之幽思,制传作文,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根本宗旨,用义理之方式解《易》,把“形而上”之“理”作为宇宙、人生的最高标准。朱子则“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系辞之本义”,并结合《程易》相关思想,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易学理论体系。在展开对《周易》源流的追溯与考查后,胡居仁得出了自己对于《周易》一书的看法:“愚意《易》之书,具于未画之前,明于既画之后,因世变风气而有详略,所谓‘随时变易以从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当用之易也;《本义》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12) “《易》具于未画之前”是胡居仁在《易》上的重要观点,他接着说道:“康节言‘画前有《易》’,此说最精。未画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圣人写不出来,礼乐亦然。”(13) 胡居仁高度赞同邵雍的观点,认为其说《易》最精且尽。“未画卦之前,卦之理已有”,这如同未有万物之前,万物之“理”宛然已在,体现了胡居仁以义理解《易》的“理”本论立场。(www.xing528.com)

针对朱熹等人认为的《周易》是卜筮之书的观点,胡居仁说:“朱子谓‘《易》为卜筮而作’,恐不然。”(14)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系《爻辞》,是欲以此尽天下古今之变。以为专为卜筮,恐不可。”(15)  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不同于朱熹的立场。他接着讲道:“《易》是摹写天地间变化,河出图,圣人则之,是则其阴阳奇偶之数,《河图》亦因卜筮而出乎?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参验得无不是此个道理,故画出卦画以示人。既画之后,则阴阳消长,吉凶悔吝,无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16) 《周易》一书,具成于未画之前,发明于既画之后,它固然可以通过卦画卜筮以预测吉凶,但它更是一部“尽天下古今之变”“摹写天地间变化”之书。胡居仁认为,把《周易》认定为卜筮之书,固然不好,但把它认定为非卜筮之书,也是不对的。

关于《周易》之性质,胡氏认为其是一部精微之书,他说:“以《易》为卜筮之书,固不足以尽《易》,以为非卜筮之书,亦不可。盖《易》是精微之书,造化人事,无不在内,故以之卜筮则知吉凶,以之处事则无悔吝。盖文明始开,即生伏羲,文字未立,先画卦爻,故此书虽圣人所作,实则天开。观龙马负图,可见伏羲仰观俯察,远取近取,图中奇偶,与天地间造化事物无不契合。乃画八卦,因而重之,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变;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盖卜筮事变,只一理相通而应无异术,故圣人用之卜筮,为多孔子发明,之后天理人事,显然为学,本末废兴,存亡进退,出处莫不详尽。自程子作传,多归于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无余蕴矣。”(17) 《周易》乃精微之书,造化人事,无不赅尽。用它可以预知吉凶,处事泰然。未有卦画之前,《易》蕴天开,观龙马负图,无不与天地间造化事物契合。后世于是做卦画,《易》之精义始明。至程子做传,《易》道精蕴更为世人熟知。胡居仁充分肯定了程子的作《易》之功,高度赞扬其对易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关于《周易》乃赅尽世间变化存亡之书,胡居仁继续说道:“天下之变无穷,惟《易》可以尽之。盖《易》,阴阳奇偶,变易无穷。若天地之阖辟,气运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来,阴阳之消长,人物之死生,国家之兴亡,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虚,升降屈伸,吉凶消长,进退存亡,幽明终始,善恶邪正,皆是此理,虽万变无穷,《易》足以尽之。盖《易》自造化中写出来,故也。其余诸经,或因时制作,随时记录天理人事,无不详尽,所以垂世立教,无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变,惟《易》能尽也。”(18) 在胡氏看来,虽然除《易》以外,诸经随时制作,详尽记录天理人事,故垂世立教,无不精切。但唯有《周易》才能赅尽天下古今之变化,阴阳奇偶。虽是两端,但经由其变易发展,无穷无尽。用他的话讲,诸如“天地之阖辟,气运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来,阴阳之消长,人物之死生,国家之兴亡,世道之古今”等现象,无不囊括,甚至“消息盈虚,升降屈伸,吉凶消长,进退存亡,幽明终始,善恶邪正”,也无不囊括在这变化之“道”中。事物之变化有穷时尽,但天地事物变化之“理”则没有穷尽,它永恒存在,也唯有《周易》能赅尽这天地宇宙无穷无尽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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