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文献引用分析结果

当两篇（或多篇）文献同时被别的文献所引用时，则称该两篇（或多篇）文献为“共被引”，经常一起被引用的文献，其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是相关的，文献共同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其关系就越密切，“距离”就越近^[12]。利用CiteSpace软件在操作界面的参数设置上选择文献（Cited Reference）作为网络节点类型（Node Types），每一年为一个区分，并且选择每一时间片段中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数据，即Text N per slice为50，对文献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得到了704个节点、1472条连线，如图6-2所示。图中黑色字标明的节点是高被引文献的作者和文献出版时间（有些出版时间为2020年，是由于CSSCI数据库数据输出时自动生成的时间字段有遗漏，所以在图谱中软件把这些时间段自动标注为2020），有＃号标记的字体表示的是施引文献形成的聚类名称（以施引文献注明），节点越大表示被引频次越大。由于节点和连线较多，为了更好地反映高被引文献所揭示的知识基础，我们把聚类名称换为施引文献的Term聚类，绘制成相同数据的另一种聚类标签显示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如图6-3所示。

图6-2　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1

图6-3　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2

图6-3中的聚类标签清晰显示了施引文献Term共现后所代表的知识领域，主要涉及比较新闻学、传播学、数字出版、新闻学研究、学科评估、体育新闻专业等。为了准确反映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领域高被引文献特征，本研究对CiteSpace运行后台数据进行分类统计。以作者被引频次（Freq.≥6）为标准，选取了排列在前20位的文献，得到如表6-2所示的高被引文献列表。

表6-2　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列表

中国人民大学郭庆光教授的《传播学教程》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用系统化的理论和清晰的概念分析了信息传播现象，进而对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以及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领域中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和梳理。(www.xing528.com)

张志安和沈国麟在《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一文中认为，中国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现状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研究时间短、成果少，尚未引起充分、广泛的重视，对其研究尚处于“定性分析多、定量调查少，媒介素养状况值得认真调研”阶段，至今应用仅限于理论研究和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缺乏有效实践^[13]。

段京肃和任亚肃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一文，利用CSSCI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学术期刊的状况进行了多角度、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给出了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五年间发表学术论文的原始数据。通过对这些期刊所发表论文情况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情况，并基于相关数据的分析探索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其发展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14]。

钟新的《国外知名新闻传播教育学者专访系列（之一）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专访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介绍了英国新闻传播学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实验设备、学生培养方向、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等特点，以期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办学经验和教育思路^[15]。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新闻学概论》着重总结和阐述人类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即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是新闻历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各个领域的知识基础。

胡翼青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其著作《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在全面反思传播学近百年来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许多传统乃至权威的观点提出质疑，进而探索出信息时代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范式和学科框架。

大卫·帕金翰是英国著名的媒介素养教育专家，也是世界公认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专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在媒介素养教育领域进行研究与实践，单独或与他人合著过20多本著作，170多篇论文和课本内容。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创始人，《科学革命的结构》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影响不仅仅限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其“范式理论”提出科学发展的本质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积累范式与变革范式的交替运动过程。

复旦大学教授张国良在《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指出“中国传播学”，即在中国生长、发展的传播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于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1978—1985年、1986—1991年、1992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其研究的主要路径包括两种：一种是以传统的视角展开的本土化研究；另一种则是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展望中国传播学科的未来^[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