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考》认为《论衡》的第一次撰集是在汉明帝永平元年至章帝建初元年(58—76)，王充三十二岁至五十岁时。朱《考》据《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此语历来被误认为是《会稽典录》之语，朱《考》亦同误)，《须颂篇》的“《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二语，认为《论衡》作于归乡里时，二语即指《论衡》单独成书之时代。又据《佚文篇》“《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认为《论衡》第一次撰集时仅十九篇，而以《佚文篇》为总序，即：
《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问孔》、《非韩》、《刺孟》、《论死》、《死伪》、《纪妖》、《订鬼》、《佚文》
等二十篇，构成《论衡》初次撰集的全部内容。对此，我想提出五点质疑。
甲、《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不仅不能证明朱《考》之说，而且正好是朱《考》之说的反证。
《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明云“《论衡》造于永平末”，“造”者，创始之谓也，而朱《考》却据此认为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始于永平元年；该语又云《论衡》“定于建初之年”，建初有八年，朱《考》却据此将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下限定在建初元年。由此可见，朱《考》的立说与立说所据的材料之间本身即有矛盾。至于《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本身是否可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参看本编第一章《<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考》)。
乙、《须颂篇》之语该作何解?
朱《考》又以《须颂篇》的“《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一语，来证明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之时间与地点。但王充这句话其实只是就《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一组颂汉之文的写作情况而说的，并非指九虚三增等文的写作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一下与此语有关的前后文：
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隐于百里。遥闻传授，不实；形耀不实，难论。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
王充认为自己远在南方，即使想歌颂汉德非常，但因离得太远，所以知道的既不多，也不实，表达了希望能“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的进仕愿望。《齐世》等篇作年不早于建初五年(详本节丁项与第二节甲项)，上距朱《考》推定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下限建初元年至少有四年之久。所以，“《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一语，只能用来说明王充写作《齐世》等篇的时间与地点，而不能用来说明朱《考》所说的建初元年之前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与地点。更何况朱《考》是把《齐世》等篇当作《政务》之书的，如按朱《考》的主张，则更不能以此来说明《论衡》写作的时间与地点了。
由甲乙两点可知，朱《考》据《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及《须颂篇》语所作的“此认《论衡》作于归乡里时，即指《论衡》之单独成书时代”的推论是靠不住的，并且也是和朱《考》推定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自相矛盾的。
丙、“《论衡》篇以十数”语之理解。
《佚文篇》云：朱《考》以九虚三增等十九篇为“《论衡》初次撰集的全部内容”，推论道：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由此内容我们更可以断定了《佚文》篇所说“《论衡》篇以十数”意思是说《论衡》之书有十余篇，或以十为单位计算，也不过一十、二十而已。这个数字在初撰集时是极正确的。
朱《考》其实是祖述了张右源《王充学说的梗概和治学方法》[4]一文的观点：
就今本《论衡》的篇数说来，名为八十五篇。但是他在《佚文》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他一不说《论衡》篇将近百，二不说《论衡》篇以数十，却说《论衡》篇以十数。可见原本《论衡》的篇数，决没有今本《论衡》篇数多。(www.xing528.com)
但是，首先，“以数十”的说法是不通的(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说法)。其次，所谓“以十数”，并不是说只有十余篇，也并不是说不过一十、二十篇，而是说以十为计算单位，则自一十、二十至八十、九十，都在“以十数”的范围之内。《自纪篇》云：
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
“以十第”即“以十数”，今《韩非子》有五十五篇，何为“不过一十、二十”?“文以万数”，也是说《韩非子》有几万字，而不是说一万多字或一二万字。由此可见，王充作《佚文篇》时，《论衡》并不一定如朱《考》所说的只有十几、二十篇，而完全可能多得多。(刘盼遂《论衡集解》云：“‘十数’二字疑误。《论衡》今存八十四篇，合诸阙佚当近百篇，则此‘十数’疑当为‘百数’二字。‘百数’者，一百内外也，今山东犹行此语法。《自纪篇》云：‘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此亦《论衡》百篇之证。”其《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5]亦云：“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认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黄晖《论衡校释·自序》亦云：“《佚文篇》‘十数’为‘百数’之误。”两人之说其实并无版本依据，仅是为了证成其《论衡》原本百余篇之说而已，因此并不可信。)
丁、《雷虚篇》、《佚文篇》作于建初元年以后，与朱《考》推定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不合。
朱《考》认为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是从永平元年至建初元年，然而，被朱《考》列入“第一次撰集”的《论衡》中的《雷虚篇》却云：
建初四年夏六月，雷击会稽鄞县羊五头，皆死。
是《雷虚篇》肯定作于建初四年或以后。由此推测九虚盖作于建初中。此与朱《考》推定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显相矛盾。又，朱《考》以《佚文篇》为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时的总序，则《佚文篇》也应当作于建初元年之前，然而《佚文篇》中屡称“孝明”、“今上”，则《佚文篇》不会早于章帝建初元年。《佚文篇》又云：
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
“颂上”盖指《须颂篇》，“恢国”盖指《恢国篇》，“造论之人，颂上恢国”以下数语，即指《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一组颂汉之文而言。《恢国篇》、《验符篇》举章帝时符瑞，自元年、二年一直数到五年，可见《恢国》等篇之作，不会早于建初五年；而《佚文篇》既提及《恢国》等篇，则当更稍晚于它们。此又与朱《考》推定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显相矛盾，而《佚文篇》为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时的总序之说，更大可怀疑。
戊、《论死》、《死伪》、《纪妖》、《订鬼》诸篇作年盖亦晚于建初元年。
《对作篇》总结《论衡》的写作，提到了九虚三增和《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是《对作篇》作年晚于《须颂篇》。值得注意的是，《对作篇》中出现了《论死》、《死伪》、《订鬼》等一组在《须颂篇》中没有提到的新篇目：
《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孔子径庭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光武皇帝草车茅马，为明器者不奸。何也?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
《须颂篇》曾提到三增九虚和《讲瑞》、《治期》、《顺鼓》、《明雩》等篇，亦有总结前一阶段《论衡》写作的意义，却未提到《论死》、《死伪》、《订鬼》，可见这几篇是作于《须颂》等篇之后的，故《须颂篇》未提及，而到《对作篇》中才出现。《须颂篇》既作于建初五年之后，则《论死》等篇作年亦当更晚。这与朱《考》推定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的时间亦不合。
由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朱《考》的王充“第一次撰集”《论衡》说是不能成立的，亦即王充并未曾在永平年间第一次撰集《论衡》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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