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1]，其中收朝鲜时期王室书目十种、地方书目八种、史志书目五种、私家书目三种，总共二十六种，但没有一种书目著录有《论衡》，这不免让人有点失望。再查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2]，总计著录《论衡》八条，高丽大学藏有明万历刻本零本一册[3]，成均馆大学藏有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两部，延世大学藏有年代不详刻本一部，其余四种则为民国以后石印本或影印本，不用说没有珍贵的宋元刻本(哪怕是残本零本)，甚至也未见最流行的明通津草堂本或《汉魏丛书》本。朝鲜半岛文人如何看待《论衡》，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尤其是普查《韩国文集丛刊》。
查王小盾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4]，其中著录越南现存汉文、喃文图书共五千零二十七种，包括四千二百六十一种以汉文为主体的图书，七百六十六种以喃文为主体的图书，但未见有《论衡》。《论衡》是否传入越南，在越南是否也有影响，还有待于继续深入调查。
《论衡》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现在已无从知晓，但在其写本时代即已经传入，则是可以肯定的。
或以为万叶歌人山上忆良(约660—约733)的《沉疴自哀文》(《万叶集》卷五)中所表现的生死观乃基于《论衡》。[5]山上忆良于702年随第七次遣唐使赴唐，学习儒学、佛教，思想可能受到《论衡》的影响，《论衡》或由他携入日本，然无确证。[6]
六朝和唐代的各种类书，如梁代类书《华林遍略》(523)，北齐类书《修文殿御览》(572)，隋代类书《编珠录》(611)，唐代类书《琱玉集》(编年不详)、《艺文类聚》(624)、《兔园策》(636—652)、《初学记》(727)等，都早已传入日本，其中很多类书都曾大量摘引《论衡》之语，日本人即通过这些类书也能知道《论衡》这部书。(www.xing528.com)
日本平安朝淳和天皇时期(823—833)，由滋野贞主(785—852)等人编撰的大型类书《秘府略》(831，现在仅存卷八六四百谷部和卷八六八帛部中)中，也曾摘引过《论衡》。[7]无论它是根据全本《论衡》摘引的，抑是根据中国类书转引的，都说明当时日本人已注意到《论衡》这部书。此外，源顺《和名类聚抄》等也引有此书。
至9世纪末，《论衡》在日本有了明确的著录，那就是在藤原佐世(847—898)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的杂家类中，已经著录了“《论衡》卅卷，后汉征士王宛(充)撰”，可见当时日本已有了完整的《论衡》。这是《论衡》见诸日本的最早著录。
不过，从日本当时的文化情况来推测，《论衡》在当时的日本未必会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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