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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用人之道的史鉴意义及思想史论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对此颇有启发。《淮南子》强调“任人唯贤”,认为统治者注重选用有“德”之才,而不是只重其才,忽视其德。《淮南子》这种“德为才先”的用人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影响极为深远。客观而言,《淮南子》这种用人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切中用人实践的要害,发人深省。

《淮南子》:用人之道的史鉴意义及思想史论

“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97],《淮南子》深刻认识到人才在治国上的特殊的重要性,主张统治者必须精通“用人之道”,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发现使用各种人才,以此汇聚众智,为己所用,实现稳固自身权位和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此种认识,作为“各家思想的综合之道家思想”,《淮南子》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融会诸子学说,形成一种能“综合各家的长处,因时制宜的”[98]的充满西汉黄老色彩的用人理念,并以之作为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从现代视野来看,尽管《淮南子》的用人之道仍受限于传统的专制君主政治,本质上还是以君主利益的实现为中心,追求君权至上条件下的贤人政治,而且其用人之道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玩弄政治权术的消极性,无法简单同现代民主政治中的“精英治国”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淮南子》的用人之道缺少丰富有益的历史价值,相反,如果立足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需求,《淮南子》关于统治者如何发现、鉴识和使用人才的政治思考,以及其中体现出的中国古代黄老道家的用人智慧,都对现代领导者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领导者既要重于用人,更要慎于用人。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兴衰成败,同领导者的用人观念及实践密不可分。

领导者只有真正明白“得贤之与失贤也”的重要性,在现实政治中坚持“人才为先”的根本原则,才能更好地发现和使用人才,获得人才的积极支持,进而实现自身的政治发展目标。对领导者而言,重视和发现人才,这并非最难之事,难的是如何正确使用人才。也就是说,“能用人”和“用对人”,这是领导者用人之道的基本构成,前者反映领导者基本的用人意识,后者则体现其实际的用人能力。那么对领导者来说,如何才能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呢?《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对此颇有启发。

《淮南子》强调“任人唯贤”,认为统治者注重选用有“德”之才,而不是只重其才,忽视其德。“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淮南子》以秦始皇为反面事例,说明人才在才德上的不均衡,最终必然损害统治者事业的长远利益。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不论李斯,还是赵高,其行政才能都极为突出,深受秦始皇的重用。前者尤其能称之为治国能臣,“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如非晚年徇私误国,祸灭三族,甚至被司马迁看作“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99]。通过反思历史的用人教训,《淮南子》特别指出:“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100],认为统治者必须明辨鉴识人才,既要着眼人才的实际能力,更要看重人才应有的政治德行,防止错误有才无德者,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恶果。反之,《淮南子》强调:“忠臣不苟利”[101],“忠臣者务崇君之德”[102],认为有德之才不会急功近利,根本上有利于统治者事业的长远发展。《淮南子》这种“德为才先”的用人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影响极为深远。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有着更为具体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103]可见,《淮南子》关于人才使用问题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很值得现代领导者有所学习借鉴。只有将重视人才和用对人才有机统一,领导者才能始终把握好用人上的根本导向,确保人才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的积极效用。

其次,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作为用人的关键所在,领导者需要具备敏锐的察人之明和宽广的用人胸怀。

“所谓知者,知人也”,人才能否得到发现重用,这决定于领导者是否愿为政治的“伯乐”,是否具有发现使用人才的高超领导艺术。“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104],《淮南子》认为现实政治中容易出现一些虚伪的人才假象,因此统治者需要掌握精当的观人之法,能去伪存真,这对现代领导者而言同样如此。领导者真正的智慧,能从常人之中发现可用之才,而且能够不刚愎自用、专断独行,在人才使用上展现出宽广的政治胸怀,能大胆使用人才,为其才能的发挥创造良好条件,如《淮南子》所言:“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105]。在《淮南子》看来:“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赡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106],领导者只有理性认识自身的政治局限,通过虚心用人来弥补,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失误,让自己的政治事业发展得更为顺畅,更有前景。客观而言,《淮南子》这种用人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切中用人实践的要害,发人深省。

再次,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领导者用人应该主动破除精英界限,尽可能扩展自身的用人视野,善于把“用贤”与“用众”相结合。

《淮南子》在用人上虽然延续先秦以来的“尚贤”传统,强调统治者对社会精英的重视和延揽,但是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此,而是认为:“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107],进一步提出统治者要能拓展人才的发现使用范围,更能面向社会的中下层民众,将“用众”和“用贤”结合起来,以前者作为后者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淮南子》中“用众”思想的凸显,一方面是受到战国末期《吕氏春秋》的影响,后者在用人问题上便明确主张:“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108];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反映出秦汉政治变革后,西汉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意识到蕴含在广大民众中的历史力量,因此试图在治国上以“任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的参政方式,有效调动、容纳与整合社会中下层的人才资源,推动其向着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方向转化。因此,《淮南子》对“用众”的思想强调,体现突出的民本色彩,是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的历史进步,而且与现代民主政治存在一定的契合,很值得现代领导者借鉴。和《淮南子》的时代相比,随着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领导者所面对的用人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也更有条件将“用众”思想付诸实践,最大限度上实现人才资源的社会集中,形成强大的人才优势,从而提升和优化自身对国家发展的管理能力。就此而言,《淮南子》将“用贤”与“用众”相结合的用人思想,不可不谓中国古代治国理念上卓越见识,其历史价值历久弥新

最后,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领导者在用人上必须讲求实效,建立起稳定合理的奖惩机制,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使用人才。

“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109],《淮南子》反对用人上的赏罚失当,要求统治者构建合理的赏罚制度,以“法律度量”为手段来使用人才,不仅用人得“宜”,更要用人有“功”,确保人才应有的实效性,“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也”[110],“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对现代领导者来说,这种用人思想依然体现出实际的重要性,因为制度化的用人机制,既能让领导者合理使用人才,适时掌控和判断人才的实效性,且能让人才处于稳定的发展环境,其政治行为更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考量评价。“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111],《淮南子》所批评的非制度化的用人教训,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同样需要领导者高度警惕,而要想尽可能避免主观化用人的政治失误,现代领导者可以从《淮南子》那里得到有益的历史启迪。

除此而外,《淮南子》中还有其他一些用人思想,也值得现代领导者在国家治理中有所关注和借鉴。比如“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112]的人才分类思想,“因其资而用之也”的量才使用思想,“君子不责备于一人”的务实用人思想等。

总括所言,《淮南子》的“用人之道”是西汉黄老用人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重要组成,其中不仅凝聚着先秦以来政治用人的历史经验,而且兼融了道、法、儒、墨、阴阳诸家的用人思想,充分体现出多元性、综合性、辩证性及致用性的理论特色。虽然就其实质来看,《淮南子》的用人之道仍然局限在专制君主政治的范畴中,充满着臣民政治的历史内涵,和现代民主条件下的人才政治,具有较大的历史差距。但是这毫不意味《淮南子》的用人之道已经失去历史的应有价值。实际上,如果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不禁会为《淮南子》中丰富深刻的人才思想所折服,进而重新发现其独特重要的历史价值。毫不夸张地说,《淮南子》完全可称之为中国古代用人经验的思想富矿,理应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进程中领导者重视和发掘的政治文化资源。

【注释】

[1]初稿发表于《武陵学刊》,201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雷健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第55页。

[3]《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2页。

[4]《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2页。

[5]《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6]同上,第1434页。

[7]张维慎、何菊玲:《论〈淮南子〉的用人思想》,《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94页。

[9]同上,第641页。

[1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11]《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41页。

[12]《淮南子集释·时则》,第391~397页。

[13]《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33页。

[1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1页。

[15]同上,第658页。

[16]同上,第658~659页。

[17]《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35页。

[18]《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8页。

[1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9页。

[2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1页。

[21]同上,第701~702页。

[22]同上,第640~641页。

[23]《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9~970页。

[24]《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73页。

[25]同上,第971~972页。

[26]《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73页。

[27]《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09页。

[28]《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04页。

[2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3页。

[30]《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1~967页。

[31]《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46页。

[3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9~640页。

[33]《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96页。

[3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4页。

[35]同上,第653页。

[36]《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0页。

[37]同上,第654页。

[38]同上,第667~668页。

[39]同上,第664页。

[40]同上,第664页。

[41]《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46页。

[42]《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44页。

[43]《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7页。

[44]同上,第658页。

[45]《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7页。

[46]同上,第635页。

[47]《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14页。

[4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6页。

[49]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第103页。

[5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71~672页。(www.xing528.com)

[51]同上,第635~636页。

[52]同上,第634页。

[53]同上,第636页。

[54]《淮南子集释·原道》,第50~54页。

[55]《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雌雄节第七》,第274页。

[56]《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顺道第十四》,第326页。

[57]《论语汇校集释·子路第十三》,第1145页。

[58]焦循:《孟子正义·公孙丑章句上》,《诸子集成》(第1册),第134页。

[59]《荀子简释·君子》,第341页。

[60]《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61]《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34页。

[62]《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221页。

[63]《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8页。

[6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8页。

[65]《论语汇校集释·八佾第三》,第264页。

[66]《韩非子集解·难一》,第352页。

[6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0页。

[68]同上,第939页。

[69]魏义霞:《论〈墨子〉“以尚贤使能为政”的政治哲学》,《齐鲁学刊》,2010年第1期,第27~31页。

[70]吴毓江:《墨子校注·尚贤上第八》,中华书局,2006年,第67页。

[71]《墨子校注·尚贤上第八》,第65页。

[72]《墨子校注·尚贤上第八》,第66页。

[73]《墨子校注·尚贤中第九》,第73页。

[74]《淮南子集释·天文》,第226~227页。

[75]《淮南子集释·时则》,第390~391页。

[76]同上,第396~397页。

[77]《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68~769页。

[78]同上,第768页。

[79]同上,第770页。

[80]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民杂》,第32页。

[81]《尹文子》,载《诸子集成》(第6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5页。

[82]张增田:《黄老治道及其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83]《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227页。

[84]《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13页。

[85]《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5页。

[86]《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17页。

[87]《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8页。

[88]《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0页。

[89]《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57~160页。

[90]同上,第160页。

[91]《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4页。

[9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4~1405页。

[93]《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89页。

[94]同上,第1434~1435页。

[9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99~800页。

[96]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第233页。

[97]《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8页。

[98]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70页。

[99]《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63页。

[10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2页。

[101]《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71页。

[102]同上,第1273页。

[10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周纪一》(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第14页。

[104]《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10页。

[105]《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8页。

[106]《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2页。

[10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6~657页。

[108]《吕氏春秋集释·用众》,第102页。

[10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2页。

[110]《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45页。

[11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9页。

[11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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