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鼎盛年与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证明

与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董仲舒的生卒年代是不清楚的。清末苏舆著《春秋繁露义证》，于书后附《董子年表》，从文帝元年开始纪事，终于武帝太初元年。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武帝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后来遂有人以公元前179—前104年为董仲舒的生卒年代。这显然是一个误会。苏舆在《董子年表》中并没有说文帝元年就是董仲舒的生年，虽然在《年表》末尾的武帝太初元年下标注“仲舒卒”，却又在《年表》之后明确指出：“董子生卒年月无可考，要生于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寿终，无疑。”^[3]这个说明表示，苏舆坦然承认自己的年表是一个估算年代，并不是关于董仲舒生卒年的确实记录。

钟肇鹏先生主持编著的《春秋繁露校释》，附录二是《董仲舒年表及生卒考》，^[4]经过考证，他们认为董仲舒可能的生年是汉惠帝元年（前194），卒年可能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董仲舒享年八十岁。

2009年11月，河北省衡水市发起召开了“纪念董仲舒诞辰2200年暨董仲舒思想国际研讨会”，从考察董仲舒生卒年的角度来看，以此2200年逆推回去，董仲舒的生年就是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四年。(www.xing528.com)

就以上列举的材料来看，关于董仲舒的生年至少有三种说法，然而董仲舒不可能出生三次；关于董仲舒的卒年至少有两种说法，然而董仲舒不可能去世两次。所以，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如果没有切实的材料可以证明而只能进行推论，那么，更好的选择是放弃确实年代的宣称，而以各种推论为根据，把他的年代划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而采取“鼎盛年”的说法。所谓“鼎盛年”，就是在不确知本主的生卒年时，只谈论他主要活动发生的年代，以这样的年代作为他实际活动的历史空间。就“鼎盛年”而言，董仲舒的鼎盛年显然是在汉景帝和汉武帝的时代。《汉书·董仲舒传》说他在“孝景时为博士”，武帝继位，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奉对武帝的征询，获得了重视，后来他继续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表达意见，即使年老致仕，“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5]。这些材料说明，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已经是成熟的学者和思想家了，而在武帝朝，他以思想的深邃和完整成为影响朝廷政治的重要议政者。他的鼎盛年，是在西汉初期的景、武之世。

明确董仲舒的生活年代，是为了呈明他所面临的理论任务。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逐渐从“观念上统一的中国”一步一步地转变为“行政上统一的中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样的转变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秦王朝以帝国的政治体制，把先秦分散的列国纳入到一个统一朝廷的管理之下。然而争战的余韵还在，秦王朝短命而亡，仅仅存在了十五年。继起的汉王朝虽然“汉承秦制”，延续了秦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建国之初，不得不面临封王分权的问题。开始是不得不以裂土封王来达成政治联盟，以取得抗秦和楚汉相争的胜利，这样，异姓王的挑战，就成为新生的汉王朝建国之初就立刻面临的政治危机。战胜异姓王之后，汉高祖为填补空缺又分封了许多同姓王，还与大臣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誓，希望以一姓掌权来维持天下的安定和统一。但是，封王意味着分权，和朝廷代表的大一统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间你进我退的争斗并不会因为姓氏的同异而有所改变，所以，刘邦分封的刘氏封王又逐渐成为挑战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汉初的封王一直是导致分裂的政治隐患，经过文帝、景帝和武帝初期的一系列措施，封王才基本上被消化了，不再是对抗朝廷的有效力量，天下“定于一”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证明就成为当时思想家所面临的任务，而董仲舒以他的宇宙理论完成了这一项任务。董仲舒之所以被认为是汉代的大儒，是中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响应了历史的需要并且在理论上表达了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