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美国主流媒体的公共话语环境

美国主流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对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的话题讨论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框架。关于该话题的公共话语环境与主流媒体框架应用之间存在动态的紧密关联。

有学者在公共讨论中提出中国国内对各类产品质量缺乏有效监管是“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出现各种质量和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Fairclough，2007）。有人则提出中国国内经济制造行业内部层层分包，不断转手的制造业生产经营模式是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Fairclough，2007）。更有人将问题归结到中国制造商和经销商作为个人的道德和诚信问题，指出制造商各种不诚信的舞弊行为以及对各种国际标准和行业规定的熟视无睹是“中国制造”出现各类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与此一脉相承，有人提出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问题来源于中国商界整体上“道德水准大幅度滑坡”以及“不规范商业行为的大肆泛滥”（Lou，2008）。更为有趣的是，还有学者提出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制造”的问题视为文化现象。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对于准确性和产品的标准重视程度不够，故此要求中国生产商迅速提高自身的生产管理和产品质量变得十分困难（Carey，2008）。

当然，就此问题也有学者反躬自省了美国自身的责任。有学者提出要从美国政府自身对进口商品的把关管控体制着眼，来理解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消费品发生的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有人提出，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安排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对越来越多从中国进口而来的各类消费类产品进行切实有效的把关。尽管美国市场上目前有超过80%的儿童玩具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制造”商品，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全美范围内一共只安排了100个专职工作人员对进口玩具的质量和安全性进行抽查。质量检查人员分身乏术，疲于奔命。美国政府在进口商品质量检验方面的糟糕状况直接导致了最后实际进入美国家庭的玩具类产品的安全性令人担忧。另外，还有意见表示，实际上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被人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有意地夸大了。有人提出，相比质量问题，“中国制造”在产品设计上的问题更为常见。例如，美国美泰尔（Mattel）玩具公司曾经召回四年内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近百万件中国进口的玩具产品。大规模产品召回的原因并非质量问题，而是这些玩具设计上的小块磁铁很容易被儿童不小心吞入，可能导致窒息等严重的安全后果。最后，还有人认为这一问题需要从美国销售商自身的经济策略角度加以理解。美国销售商对中国生产商在价格上一压再压，迫使中国制造商们不得不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最终造成了产品质量的滑坡。美国销售商的贪婪导致了“中国制造”出现各种质量瑕疵。(www.xing528.com)

美国公共话语空间中对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事件多元化的讨论话语构成了主流媒体编辑部在报道这一话题时重要的话语资源和象征符号环境。在这样的公共话语舆论环境中，《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机构在长期的专业实践中已经积累的风格和文化，“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这一话题自身的独特属性，甚至是具体落实到负责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事件的记者的个人价值观念、报道风格特点和专业化程度等特征，都对最终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的框架话语包和框架应用的具体方式产生影响。

本书第四章已经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纽约时报》是美国主流媒体的重要代表机构。《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框架基本符合美国主流媒体机构之间长期共享的编辑部涉华报道文化积淀。但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对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的报道框架确实符合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之间长期共享的文化符号积淀，更没有系统地考察在第四章通过分析重组的五个完整的框架话语包中，哪一个框架对于“中国制造”产品危机这一具体的报道事件的适用性最高。为了弥合特定事件报道框架与媒体通用框架之间在研究中常见的断裂，本章首先决定采用量化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典型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制造”话题时实际采用了怎样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