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解析媒介穿刺工作问题

我有帽子，但我没有兔子。（Žižek in Bowman and Stamp，2007：xvi）

弗洛伊德的移情思想具备一种弹性，没有想象力，很难捕捉到它。（Thompson，1994：193）

精神分析过程中所说的内容从经验角度来看是可靠的。但如果把这种可靠性当作精神分析过程中挖掘出的深层真理，那就是对精神分析方法标准的过度望文生义的误读，这正是汤普森所指出的问题。当今社会借助形式来传播意识形态效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齐泽克与他人相似，都采用精神分析的笑话工作（joke-work）和梦工作（dream-work），但他的媒介分析能够在他人止步的地方继续下去。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是绝对坦诚，除此之外，还要求弗洛伊德所说的Durcharbeitung——穿刺工作（working through）。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反复看到，需要付出这种努力。原因在于，仅知道我们对真理的各种不同的抗拒形式是不够的（我很清楚，但是尽管如此……）；假使我们的目的是要克服这种对真理的抗拒，或至少是负责任地与这些棘手的抗拒形式达成和解，我们就还要学会真正拥有这些抗拒模式，并对于我们采用的模式了如指掌。接下来的几个章节论述了各种崇高客体、各种意识形态进程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是，它们打着为我们的旗号，这样一来，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既不去对我们媒介化了的日常生活做穿刺的工作，也免得对其承担责任。媒介理论家们抗拒齐泽克所倡导的穿刺工作，他们实际上重演了弗洛伊德的第一个重要案例：朵拉（Dora）的例子。朵拉没有按要求去做穿刺工作，余生的时间，她更多地耽于幻想，而没有投入将幻想拉回与现实的恼人的关系之中，这尽管痛苦，但却是必要的。

对于一些评论者而言，齐泽克只关注幻想的意识形态作用，不顾具体实际的解决办法，这是不可接受的，哪怕他的分析再精准。正因此，克里奇利（Critchley）总结齐泽克对当代媒介“幻想的瘟疫”（plague of fantasties）的评析，在回应齐泽克声称他有帽子，没有兔子这一说法时，克里奇利评论道：(www.xing528.com)

现实是由信仰建构的，这信仰是一种明知其虚幻，却仍深信不疑的忠诚。这是一个振聋发聩、一针见血的见解，但我的问题是，而且始终都是：我们拿这样的见解怎么办？……我的问题是：兔子在哪里？如果我们想让兔子生兔子，我们至少得有一只兔子，或许更多。（Critchley in Bowman and Stamp，2007：xv and xvi）

在此，克里奇利在理论上的说辞就好比对中世纪药师的谩骂，骂他既然给不出急救方，为何要确诊黑死病的病例。尽管齐泽克可能在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有所欠缺，但他认识到了幻想的建构力量，这比那些虽然更为冷静，但在政治上却过于乐观的邦格罗斯式的（Banglossian）^[9]诊断更为现实，虽然这很吊诡；正如齐泽克的论述：“我们需要的是对兔子生兔子的具体分析，而非有只兔子总比没有强这样的廉价修辞。”（ibid.：204）齐泽克的媒介分析法为媒介景观无所不在的同时性引入了它所迫切需要的瞬时性因素，这与他使用的精神分析法一脉相承。资本主义媒介能够像兔子一般地自我繁衍再造，因此它赋予“基于现实”（reality-based）的模式以特权。但齐泽克却并不鼓励我们追着兔子跑，而是鼓励我们退后一步，把失控的繁殖当作真正的问题去思考一下。齐泽克不建议伪行动的假安慰，它创造的是误导性的政治进步景象——一种耐克式的伪哲学营销运动——“尽管去做”，这一运动说到底是一种已远远超越运动品消费的社会心态，其目的是要耀武扬威地把国家政体阉割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