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媒介：个体与社会象征的结构性断裂

通常情况下要尊崇童贞，但却渴求它在特定情况下的破坏性，这就是人们所以为的正常。[Kraus，2001（1923）：12n100]

请克劳斯（Kraus）见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特定的现象/物体，与我们用来向自己和他人解释这些特异性的一般范畴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紧张与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无法摆脱交流需求，因为我们对现实的个体经验需要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体系之间进行交流，后者支撑起个体的经验，这样就衍生了象征秩序。这种复杂的交互过程迫使齐泽克将精神分析与前两章研究过的哲学理论相结合来解释它。齐泽克对于处于存在（being）核心处的断裂的理解，吸取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齐泽克的这一哲学解释，充实了他对个体与社会象征秩序之间结构性断裂的精神分析解读。结果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尤其可用来探索媒介科技出现所带来的进一步复杂化的象征秩序的媒介功能。前者使再现功能更为复杂，后者作为特例与普遍之间基本的中介手段这一功能也进一步复杂化了。

康德区分了我们以感觉为媒介而感知的物体与物自体本身，康德这一论断举世闻名[Kant，1965（1781）：B xxvii]。对于有限的人类，事物在现象的现实中显现给我们的方式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而物自体是什么，永远不可企及，“永远未知”（ibid.：A 42/B 59）。然而，对于齐泽克而言，康德的分析还不够彻底，他的原创性区分了本身固有的某种局限性，这使他固步自封。黑格尔对于齐泽克的吸引力可以说在于黑格尔比康德更像康德。“正是康德”，齐泽克写道：“在摧毁形而上学的路上只走了一半，却仍然坚持认为物自体是永远不可企及的实体；黑格尔只是一个激进的康德，他从通往绝对的否定之门起步，最终向把绝对自身当作否定迈出了一步。”（Parallax：27）按照齐泽克的解读，黑格尔不满意的是，康德的哲学革命不彻底，未成功。

对康德而言，尽管对于有限的人类，物自体永远不可企及，但其仍然是肯定性的、实体性的物。黑格尔则认为这既牵强，又不合逻辑。他因此而批评康德，并不是嫌康德坚持必须要给人的认知能力加上限制，或者他坚持认为物自体本质上是无法理解的，而是批评他错误地假定物自体是某种肯定性的、实体性的物，因而错过了这一事实：物本身“只不过是直觉的现象内在固有的限制罢了”（Tarrying：39）。此外：

在康德认为只是对物的否定再现的地方，我们已然置身物自体之中——因为这个物自体不是别的，而是激进的否定。换言之——从黑格尔那被广泛应用的思辨旋钮（Hegelian speculative twist）来看——对物的否定性的经验必须转变成对物自体作为激进否定性的经验。（Sublime Object：205-206）^[5](www.xing528.com)

在齐泽克通过黑格尔对康德的解读中，无所不在的现实总是不可磨灭地带有最小差异（minimal difference）。悖谬的是，为了能够对此有所体验，我们对现实及我们的主观自我的感觉需要有一个不可化约的断裂和一种欠缺，才能从中生成有意义的经验。就主体和它所栖身于并相对峙的永恒的物质世界的关系而言，这种欠缺/断裂可通过我们建构的象征秩序来解释，这样原本极其粗糙原始的现实，就具有意义，不再难以应付。

尽管象征秩序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也有助于再现现实，并且它具体切实地影响着人的生活，我们却无法从有形的实体的角度去理解它。大他者是拉康用来描述这种不可名状的结构的术语，是一个社会性的宝典，人们所信奉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投射在这里，我们都依赖它、参考它。套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话来说，没有个体这种东西。表面上看来独立的、自治的实体——人自体（a person-in-herself），本质上却依赖于外在的因素为自己定义。只有当个体成功地把外在的象征秩序内化了，他才能作为个体而存在——一个人作为自治的主体之身份预设了主体化的状态。在媒介当道的时代，社会和个体之间这种非物质性的中介过程又进一步被媒介科技和形式所中介，近年来其最明显的发展变化之一就是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兴起——尤其是《老大哥》（Big Brother）。这一节目的总体设计思路很明显，即把对他人的外部监视，置于个体观众的观看之下。然而，这个节目的潜在意图使得个体和群体很难分离开来。节目把对个体的监视行为展现为喜庆的公共体验，成为大家一起投票做决定的集体活动。齐泽克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个体与包罗万象的社会象征秩序之间的关系，他的描述从本质上将二者相互关联。例如，不可能有真正的遗世而存的孤独者，他假想了一个他试图远离的广阔社会：

……社会域（the Social），即社会实践和社会共识的领域，它不仅与个体经验分属不同的层面，而且个体还必须与它相联系，个体必须把它体验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每个细枝末节都被“物化”（reified）和外化。因此，问题并不是“如何从个人层面跳向社会层面”，而是如果主体要保持“精神健全”，“正常”发挥作用，那么体制化的实践行为及信仰应有一个外在—非个人的（external-impersonal）社会—象征秩序（socio-symbolic order），这个秩序该如何建构？[那个众所周知的自我主义者就是个例子，他对道德规范的公德体系嗤之以鼻，不屑一顾：通常，只有当制度就“在那儿”，人尽皆知时，这样的主体才能发挥其作用。也就是说，要想私下里成为一个犬儒，他得先假定有幼稚的人（们）存在，他们“真正相信”这个制度。]换言之，个人与“非个人”的社会维度之间的断裂反过来是要镌刻进个体自身的：这个社会实体的“客观”秩序，只有在个体将其视为社会实体并与之关联起来时才会存在。（Parallax：6）

尽管精神分析本来是对个体的治疗程序，而德国唯心主义旨在解决表面上看起来很抽象的本体论问题，但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极其实用的工具，可借助这一工具来理解当今非物质的，却高度有效的/情动的社会中介过程——我们当代的大他者（老大哥）[big（Br）Other]。